以「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新常态的经济学」为主题，2016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於上周末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召开，来自全球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全面把脉中国经济。本届年会共举办了11场主题演讲、50个论文专场、7场圆桌论坛和1场期刊分享会，堪称1场惊艳中外经济学界的思想盛宴。在年会间隙，出席嘉宾就高楼价、民间投资下滑、制造业外迁、企业债务高企等热点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香港商报记者朱辉豪

       经济学界思想盛宴

       自从现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於1993年任会长时把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引进中国，该年会逐步发展成为学界与政策部门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有11位嘉宾受邀在大会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其中，在人口因素对房地产泡沫及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有深入研究的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西村清彦作为亚洲经济小组高级顾问，从亚洲视角剖析中国经济问题；日内瓦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CharlesWyplosz分享了欧洲区域一体化的经验，探讨各国央行的职责与权力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执行副总裁DavidLipton作为国际机构的代表，在大会中分享了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经验，并探讨如何让动荡的经济获得稳定增长。

　　内地方面，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分别作了中国经济周期及长期潜力、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经济下行、中国城市人力资本差异、中国资产负责情况的主题报告。

　　论文专场是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的重头戏，今年年会共设50个论文专场，除讨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增长与发展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外，还有两个专场专门讨论中国当下的热点问题：由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的「中国向清洁技术转型」专场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沈艳主持的专场：「中国的新经济及新金融市场」。

　　蔡昉：分散人口抑制楼价

　　大会间隙，在谈及高楼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时，蔡昉表示，在一些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等城市，很难抑制楼价的上涨。而楼价过高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对这些城市人才的引进与流失，以及城市的竞争力有一定的影响。他指出，到这些城市进行创新创业等工作的年轻人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楼价推高，但已在这些城市扎根的一些成功人士，把楼市作为更大投资的集中点或经济活动的中心，进而把楼价推高。

　　「城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不均等影响了不同收入人群对自身生活、孩子上学等的追求和城市的选择。而缩小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楼价差距的唯一办法是把各级城市经济的活跃度均等化，把人口分散化，这在某种程度上能抑制过高的楼价和消除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过剩问题。」蔡昉称。

　　「放管服」改革激活民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内地民间投资增速连续下滑。蔡昉对此认为，在经济增长率在下降的阶段，民间投资下滑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现象，因为这个阶段的投资有难度，与过去相比，可投资的主体在变少，所以民间资本只能有选择性地进行投资。

　　他指出，目前货币供应量过大，而真正的投资短板并不能充分识别，因而资金流入了虚拟经济领域，进而吹大了泡沫。「若旨在支持短板，那就应该出台补短板的政策，但实际上资金并没有真正地去到短板领域，最后的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强，货币量太大，就会来瘾。所以，总理李克强提出的『放管服』是很重要的。」蔡昉认为，通过落实「放管服」改革，才能让民间经济体去承担风险和进行创新创业。反之，缺乏「放管服」，各种规制、各种审批制度的存在，会让每个具体的创新创业者无力打破束缚，而最终起不到激活民间资本活力的作用。

　　樊纲：外迁是市场规律

　　在谈及近期外界热议的高新企业把部分产业链移至外地的话题时，樊纲称一些企业把中低端生产部门撤走，把高端和研发部门留在深圳，整体来说符合市场规律。樊纲指，深圳定位为高新科技创新型城市，发展领先一步，下一步是要发展更新、更高的科技产业，而不是中低端的制造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外界所说的广东制造业在进行腾笼换鸟和结构调整，即把中低端制造业撤出，留住高端制造业。

　　对於近期各地陆续出现「地王」现象对实体经济和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樊纲认为，房地产本身也是实体经济，只不过它是资产，但在土地结构和人口结构扭曲的情况下，特别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他提到，楼市本身是分裂的，区别在於城市的人口是流入还是流出，在那些增长很快、提供就业机会很多、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如深圳，土地资源稀缺特别严重，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导致「地王」的出现。而中国是全世界土地最稀缺的国家之一，所以「地王」不断出现，说明市场有很多供求关系不均衡的地方。

　　企业高债务值得警惕

　　对於今年一系列企业债务违约事件不断出现和国企「刚兑」被打破的问题，樊纲称，这些事件说明体制本身在改革，本来是该破的，以前是「刚兑」，现在被打破了，这一定意义上并不是坏事，而是把本来就有的问题暴露出来，然后去解决，这样才有真正的市场、金融和信贷关系。

　　另外，樊纲还称，在面对企业债务的不断违约时压力不可避免，但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应对能力在最近几年不断加强。首先，中国银行业现今的准备金率为17%。再加上2.5%的拨备覆盖率，且中小银行还有存款保险制度；其次，中国银行业在过去10年很少给真正的信用贷款，多数贷款都有抵押，故只要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抵押品不值钱的情况，风险就会有一定的控制。「中国企业的高债务是大问题，值得警惕，但我不认为马上会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崩盘或硬着陆的情况，因此，问题还可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