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劉鶴被擢升為中財辦主任後，他在經濟決策中所擔當的角色越來越吃重。

　　掌門人劉鶴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蔡如鵬

　　本文首發於2016年6月13日總第759期《中國新聞周刊》

　　今年5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的一篇權威人士把脈中國經濟的訪談，再次把劉鶴和他所在的中央財經工作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中財辦)推向了風口浪尖。外界猜測劉鶴是這篇文章的幕後推手，不僅是出於他身處中共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圈，更重要的是文章所傳達的觀點與他之前的很多看法如出一轍。

　　權威人士表示，“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而劉鶴2012年就在一篇分析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走勢的文章中預測，經濟複蘇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憑借這篇專業論文獲得了國內經濟領域的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今年1月，他的助手、中財辦副主任韓俊在紐約公開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目前中國經濟尚未見底，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將呈L型走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權威人士看來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工作的主線”，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而這也恰恰是劉鶴近幾個月工作的重點。自從去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正式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他先後到浙江、江蘇兩省調研，考察這項改革的落實情況。

　　他在杭州對上海、浙江、江蘇等7個省市主管經濟工作的黨委、政府部門負責人說，“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要把經濟結構性改革作為重點，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猜測畢竟只是猜測，權威人士到底是不是劉鶴，很可能永遠也不會有答案。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自2013年劉鶴被擢升為中財辦主任後，他在經濟決策中所擔當的角色越來越吃重。

　　“他對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歲的劉鶴被任命為中財辦主任。在這之前，除了他所供職的機構和經濟學術界，外界對他幾乎是一無所知。

　　當年5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隆飛往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習近平指著身邊一位身材高大、有著學者風度的助手對多尼隆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據《華爾街日報》後來報道，多尼隆本來沒有計劃與劉鶴會談，但他隨即調整了日程，安排隨行人員當晚就在人民大會堂與劉鶴舉行了會面。因為他被告知，作為中國經濟計劃的重要制定者，劉鶴勾勒的經濟前景將指導中國未來10年的行進方向。

　　這個細節被披露後，如今已廣為流傳。不過，事實上在被任命為中財辦主任之前，劉鶴作為經濟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經開始凸顯。

　　2011年3月，劉鶴被任命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在出任這兩項新職的同時，他仍繼續擔任中財辦副主任。國研中心是國務院宏觀財經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門，中財辦則為中共最高領導層提供經濟方案，一人同時在這兩大智囊機構擔任領導職務，之前尚無先例。

　　這次調整也使得劉鶴躋身正部級官員行列。一年後，劉鶴在中共十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當選不久，他就以中財辦副主任的身份與時任中財辦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習近平到廣東視察。這次視察是習近平出任總書記後的第一次地方調研。

　　從那以後，習近平幾乎每次視察或出訪，劉鶴都是重要的陪同者。這也使得早先“他對習近平非常重要”的說法得到印證。

　　到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對關心中國政局的人來說，劉鶴的名字已經是無人不曉了。媒體為搶先披露會議即將公布的改革方案，四處打探他的消息，因為他被認為是這一方案的主要操盤手，稱他是“經濟新藍圖的起草者”。

　　《華爾街日報》在會議前幾個月的一篇報道中說，劉鶴目前面臨的最迫切挑戰是督導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報道援引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李成的話說，“大約幾個月前，他把七個‘研究小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財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鎮化和地權等問題”，並“一直努力將七份報告拼湊為一個連貫的整體”。

　　彼時已身居要職的劉鶴謹言慎行，沒有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要求。他的辦公室在回複《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中說，劉鶴認為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體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劉鶴的低調不但沒有冷卻記者追逐他的熱情，反而激起了媒體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報告又將他推到了更高的潮頭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兩周——劉鶴所在的國研中心對外發布了該機構為全會撰寫的改革方案總報告。在這份簡稱為“383”方案的報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的中國新一輪改革路線圖。

　　這份公開發布的報告還顯示，負責方案制定的國研中心課題組，由該中心主任李偉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劉鶴擔綱領銜，國研中心多位資深專家參與寫作。

　　由於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會議召開前夕，使得它很快成為當時輿論關注的焦點。劉鶴本人也因為“擔綱領銜”成為焦點的中心，一些記者甚至將對全會的關注轉移為對他個人經曆和經濟觀的探究。

　　善於內外合力

　　劉鶴是一個堅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他重視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強調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經濟、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崛起，劉鶴認為應歸功於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訓、形成共識後，堅持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堅持推行對外開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斷言，未來20年驅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力量只有兩個：發達國家高技術的擴張和中國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有三件事是這一代人無法回避的責任：強化社會共識和推動改革開放;總結曆史經驗和推動理論創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導航圖，“現在進入了中國人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新紀元”。

　　1998年6月，時任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的劉鶴做了一項影響至今的決定。他和經濟學者樊綱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這個旨在為國家經濟政策獻策獻力的智囊團體，從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吳敬璉、易綱、林毅夫、周小川、樓繼偉等一大批知名經濟學者，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經濟學界的改革派。

　　發起這個論壇，劉鶴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學術討論，而是希望彙集國內經濟學界的同道力量，為經濟改革出謀劃策。他曾回憶說，“記得當時中國經濟正處於通貨緊縮狀態，我感到，需要在經濟學者之間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討論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討論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層面上交流學術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眾都盡量減少社交活動，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當月，這些經濟學者仍聚在一起，在頤和園昆明湖上的一條遊船上，討論非典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

　　如今，“中國經濟50人論壇”已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經濟智庫，成為服務於經濟改革的一支活躍力量。論壇中有五位成員在十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兩位當選候補委員，很多經濟改革方案的出台都與它有密切的關聯。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動者，劉鶴也是一位務實的行動者。他思想開放，處事務實圓融。

　　2012年2月，世界銀行與國研中心聯合發布了一份題為《中國2030：建設一個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研究報告。報告就中國未來二十年可能面臨的風險，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議。這些風險包括短期內出現硬著陸的風險，以及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人數減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環境壓力和外部失衡構成的挑戰等。

　　報告建議，重新界定政府職能，改革和重組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發展民營部門，促進競爭。建議認為，國有企業應當受到獨立資產管理者的監督，這些管理者將力圖確保這些企業專注於商業目標，而不會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來打壓競爭對手。

　　一些國有企業及其支持者，對此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他們聚集到報告發布會現場示威，散發傳單，以示抗議。示威者認為，報告中國企“所有權多元化”、政府“後退”的提法，實際上是主張國企私有化，並將質疑的矛頭指向時任國研中心黨委書記的劉鶴。

　　由於阻力過大，這項提議最終不了了之。對此，劉鶴的回應是不正面對抗，而是采取另一個策略：倒逼機制。他試圖通過開放封閉行業，引進外資、外企，激發經濟活力，加速國企的轉型。

　　朱櫧基在2001年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談判時曾用過這個策略。當時，他做出了減少外商投資壁壘、下調關稅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變的承諾。這在之後10年提振了增長，同時令數萬家競爭力差的國企被迫關閉。

　　劉鶴顯然是這一做法的擁護者。他曾表示，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情成功的關鍵，如果沒有壓力，中國的事情認識再好也做不成，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

　　經濟學的訓練

　　劉鶴對漸進式改革表現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於他長期參與國家經濟政策制定，以及對中國改革進程的了解。

　　1988年，36歲的劉鶴因一篇《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報告，得到當時國務院領導的器重，從國研中心調到國家計委從事產業政策工作。在計委的十年中，他先後在工業綜合局、政策研究室、產業政策和長期規劃司工作，將所學的知識用於制定政策，並且推行全國。

　　事實上，在調入國家計委前，他已經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者了。1978年7月，在經曆了一年下鄉插隊、三年軍旅生涯和四年工廠勞動後，劉鶴考上中國人民大學，重新拾起了書本。在人大，他先後獲得了工業經濟系的學士和碩士學位，並在畢業後短暫留校任教。

　　在大學期間，劉鶴曾和幾個同學一起，為北京市西城區撰寫了幾份重建西單老商業區的研究報告。據當事人回憶，這些報告不僅調查了北京百貨大樓、西單商場等商場的經營方式、財務情況，還結合西單地區的客流和已有的商業經營情況，給出了商場的經營規模、盈利能力以及經濟效益的分析，“讓區裏的領導大開了眼界”。

　　進入國家計委後，劉鶴開始參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的籌備和制定。這使得他有機會從更宏大的視野，思考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而這種視野在1992年隨著他的出國求學，又變得更加廣闊。

　　出國後，劉鶴先是在美國西東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習，兩年後轉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並在1995年獲得了該院的MPA(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一直以培養精英官員著稱，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訓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劉鶴在肯尼迪政治學院學習期間，還是該院梅森學者項目的學員。

　　這是一個專門為發展中國家和轉軌經濟培養高層管理人員的項目，迄今已舉辦了50多年，現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墨西哥前總統卡爾德隆、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前特首曾蔭權，都曾是梅森學者項目的學員，而授課的老師很多都是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比如羅伯特·勞倫斯、羅傑·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學院的經曆，對劉鶴影響頗深。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公共政策的質量，不斷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關重要。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劉鶴和他的同事們將這場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進行了對比，以粗線條勾畫了兩次危機大背景與表征的異同，並在此基礎上，指出危機爆發後決策者將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三大挑戰。

　　這篇名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的論文，後來發表在吳敬璉主編的學術期刊《比較》上，廣受學界好評，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點思考(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為很多人的共識。劉鶴也憑借此文獲得了2014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對於身居高位的劉鶴獲獎，評獎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解釋道，這個獎項評選的是作品，而不是個人，評委會不受參選人身份的影響，只注重作品的學術水平。

　　“我們認為，文章對2008年危機以後走勢的判斷，現在看來都是准確的。文章最後得出的啟示，比如樹立底線思維方法、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等，對現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張卓元說。

　　從這篇論文中，不難看出劉鶴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他曾用“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來描述中國經濟的未來。他樂觀地預言，“我們將目睹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後的經濟繁榮，但即便到那時，增長還沒有畫上曆史的句號，還需要我們的繼續努力。”

　　今年2月，“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在北京舉行。劉鶴全程聆聽與會者發言，但沒有參與討論、發言。對於媒體的窮追不舍，這位“中國的薩默斯(美國總統奧巴馬前首席經濟顧問)”惜字如金。

　　不過，當有記者問中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時，他回答說：“中國經濟轉型必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