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前首相 戈登.布朗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一場丑陋的英國退歐公投運動帶來了更為丑陋的后果。歷史學家將把這場民眾對政治、商業和金融界精英的規模最大的反抗，視為英國幾百年來最接近革命的一次。除非我們了解其背后的原因，否則保護主義勢力將保持上升勢頭，同時英國的生存仍將岌岌可危。

 

　　留歐運動的領導人未能讓英國人相信，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各國必須在他們渴望的自治以及他們需要的國際合作之間合理把握平衡。退歐陣營以及世界各地反全球化抗議者所使用的口號（奪回控制權）的空洞之處仍未暴露出來。

 

　　如果全球經濟群龍無首，反全球化的運動將增加，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盡管無數人了解全球化的代價，但幾乎無人聽說過它的好處。

 

　　如今明顯的全球問題（低增長、貿易保護主義、金融不穩定和嚴重不平等以及大規模移民）亟需相互協調的全球解決方案，然而，看政治人士的行事方式，好像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式就是各國單獨行動似的，同時他們不愿支持對包容性增長至關重要的國際合作。因此，政治領導力能夠發揮最大作用的那個全球性經濟組織（即：領先工業國組成的20國集團(G20)）被普遍視為低效，同時歐盟被視為這個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

 

　　毫不意外的是，英國的那些國際大都市投票支持英國留在歐盟，而伯恩利、哈特爾浦、伍爾弗漢普頓和赫爾等城市的半技術工人是退歐陣營最新招募的成員。矛盾的是，那些受全球化弊端影響最嚴重的人，反而投票反對可部分解決問題的方案。

 

　　這個問題不僅存在于英國。在很多國家，全球化的美好前景與人們的不安全感、失業以及生活水平停滯等日常體驗之間的差距如此明顯，以至于我們肯定會看到更多喊著“奪回控制權”口號的抗議。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勞動階層與精英階層之間古老的工業革命斗爭最終結束，新的政治分歧存在于兩群人之間，一群人支持開放社會，另一群支持封閉社會。這忽視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全球變革為誰帶來好處，又讓誰蒙受損失？

 

　　真正的分歧存在于兩群人之間，一群人支持管理得當的全球化，另一群反對協調行動（原因要么是他們支持全球性的自由混戰，要么是他們就是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這一對立處于工黨(Labour party)當前動蕩的核心：它是會成為一個支持反全球化抗議的黨派，還是一項利用權力將不安全感變為機遇的支持全球化運動？

 

　　在世界各地的后工業化社會，隨著昔日的忠心四分五裂、有關身份認同的擔憂顯性化，主流黨派正在為他們的存活而戰斗。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計劃，表明開放的全球經濟能夠讓機遇最大化，能夠最大程度地幫助那些無技能勞動者、教育水平低下者以及正在吃虧的人們減少不安全感。在這么做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回答英國退歐公投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并展示出國家如何能夠在不損害驕傲的國家認同的情況下，致力于貿易、安全、能源和環境方面的廣泛合作。

 

　　我們必須迅速采取行動。保護主義勢力已確保全球性貿易協議40年來首次不存在了，同時替代全球性協議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現在正被歐美的抗議活動扼殺。關注于自身且自我封閉的歐洲國家似乎無力解決他們家門口的問題：俄羅斯的好斗、敘利亞內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非洲和中東移民，當然還有經濟停滯。

 

　　至少，9月的20國集團(G20)峰會應顯示出全球合作能夠發揮作用。要重振貿易并刺激仍顯乏力的全球經濟，G20應達成一項基于協調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的全球增長協議。

 

　　在國內，如果讓全球化成功的計劃集中在董事會薪資和代表權上的話，這個計劃將不會起到什么效果：它應包括鼓勵社會中下層向上流動的新方法，贏得教育與科技之間的競賽，重新建立高生產率、高增長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之間的聯系，同時從源頭解決不平等問題。

 

　　盡管英國新任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戴維斯(David Davis)希望與歐盟簽訂加拿大式的貿易協議，但通過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享有單一市場的完全開放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應該成為我們的首要目標。我們應進行談判，利用歐洲經濟區的保障條款和列支敦士登擁有的那種協議，來緩解移民方面的擔憂。時候已到，眼下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應賦予全球化它所缺少的領導力，并賦予全球化它所需要的人性的一面。

 

　　本文作者曾在2007年至2010年擔任英國首相

 

　　譯者/梁艷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