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遺址
2001年的2月8日，金沙遺址在成都市區基建施工過程中被偶然發現。它的出現，用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王毅的話說，是偶然也是必然。“三星堆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仍然是考古學家以及我們這代人所面臨的壓力和問題。而金沙遺址的出現，在解決三星堆的來龍去脈問題上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金沙遺址是一個類似於三星堆性質的祭祀遺址。”金沙遺址的發現，將古蜀文明考古學意義的三部曲(寶墩、三星堆、金沙)確定了下來。
對於一座在原址上建立的遺址類博物館，金沙遺址博物館有一點打破常規，遺址從2001年發現到後來博物館的建成，僅用了五年左右的時間。王毅作為一名金沙遺址的發掘者，一名遺址的保護者，同樣還是博物館的規劃者、建設者，見證了金沙建設的全部過程。在他看來，博物館建設，一定得以有效的保護為前提。
金沙遺址博物館
在他看來，金沙遺址博物館在成都人心目中是有地位的，相當於是“文化會客廳”。“我們花這么大的精力建一座遺址博物館，就已經考慮到博物館與這座城市的互動關系。金沙遺址博物館立志為成都提供一個更具廣闊視野的文化消費、文化欣賞、文化感受平台。從其他不同文化和文明中吸營養，通過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從而產生一種新的創造力。因此，博物館每年都要舉辦與其他不同區域的遠古文化交流展。”博物館將每年的重要展覽安排在了春節“金沙太陽節”期間，觀眾在享票價半價優惠的同時，為成都市民奉獻文化大餐。如今，“金沙太陽節”同成都大廟會、成都燈會成為了成都市並駕齊驅的三大春節期間的文化品牌。除此之外，從2009年推出的“金沙講壇”也一直為老百姓免費開放。
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王毅
“考古學家應該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王毅回憶起自己是如何走向考古這條道路時如是談到。“考古學家對待文物時需要極其的細心和仔細，這就是我們的責任。僅僅有責任也是不行的，還得有一種文化傳承、傳播的使命”，並將自己的工作總結為“痛苦並快樂著”。
對於文博機構的創新與發展，王毅指出了國內存在的問題及與國外的差距。並指出保護、展示和傳承我們的文化遺產，應該要調動社會的廣泛力量。“目前，純國有博物館的體系已經不能支撐我們今天文化遺產保護的健康發展。保護文化遺產博物館展示體系的建設要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辦法迎來一個新時代。我們要多做這方面的努力，讓更多的社會企業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雖然文化遺產保護任重道遠，我依然覺得未來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作為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館長，同時還是成都博物院院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王毅，日常工作是很繁忙的，在專訪的2個半小時裏，他將時間交給了雅昌藝術網，向我們介紹了金沙遺址在考古學上的意義，講述了博物館的建設及規劃，以及自己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的責任與使命。
太陽神鳥金飾金沙遺址博物館出土
金沙遺址的出現，解決了三星堆的來龍去脈問題
雅昌藝術網：我們知道金沙遺址是2001年2月8日在一次成都市區基建施工過程中偶然發現的，它的發現在考古學上的意義，以及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之間的聯系是怎樣的?
王毅：從金沙遺址被發現後，曾有無數的記者、朋友問過我這個問題，可以說每每提及這個問題都會讓我進入一種深深的回憶和回味之中，但似乎每一次的感覺又都不盡同。提起古蜀文明，我們更多的是基於文獻記載，那些傳說讓人產生很多的想象。古蜀大地的祖先有蠶叢、柏濩、魚鳧，杜宇和開明，也就是史學家們談到的“古蜀五祖”。《華陽國志》所記載的古蜀世襲制其實跟中華文化有很多聯系，但我們對這些觀點一直持將信將疑的態度。
《蜀王本紀》認為古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唐代詩人李白在《蜀道難》中描繪從秦嶺到四川可謂是“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從這些文獻當中，你會發現古蜀文明是很孤獨的，甚至是蠻荒的。
直到1986年，三星堆的發現。大量的玉器、金器、青銅器顯示出了高度的文明，即使是見多識廣的考古學家也為之震驚，一個大家聞所未聞的偉大文明就這樣橫空出世了。
隨即我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三星堆跟“古蜀五祖”之間的關系。文獻中所記載的古蜀是一個“不曉文字，未知禮樂”的貧瘠蠻荒之地，怎么會出現如此之高的文明，難道它真是一種諸如異地、西亞或地中海文明之類的外來文明嗎?三星堆的出現，不僅沒有解決之前的學術疑點，反而提出了更多的學術問題。
在當時，很多學者都不敢出書討論三星堆，因為大家都弄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為此我們做過比較大的活動，在三星堆發現後的第十年，也就是1995年。當時我們基本確定了它是有城牆的，於是我們圍繞著成都平原的城市起源做了一些探索。首先調查了新津的寶墩遺址，並最終確認了它比三星堆要早一個時間階段。緊接著，魚鳧城遺址、郫縣古城遺址、都江堰芒城遺址、崇州雙河古城遺址和崇州紫竹古城遺址等一大批遺址被發現。
但三星堆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仍然是考古學家以及我們這代人所面臨的壓力和問題。而金沙遺址的出現，在解決三星堆的來龍去脈問題上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可以這么說，金沙遺址的發現是偶然也是必然。
三星堆被發現後，我們對成都市所有的基建項目采取了嚴格的掌控，因為我們一直深信成都的地下將有特別重要的發現，此前曾發掘到方池街遺址、十二橋遺址，甚至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時期的遺址。
大金面具金沙遺址博物館出土
金沙遺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一個類似於三星堆性質的祭祀遺址。古蜀王朝信奉“萬物有靈”，祭祀在當時人們的生活以及國家管理體系中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他們既尊重祭祀對象，同樣對祭祀儀式也格外虔誠。祭祀過程完成後，就會把金器、玉器、象牙等祭祀品埋起來。可以說，他們將自己的財富、智慧、文化藝術的結晶都獻給了祭祀對象。因此，祭祀遺址是了解遠古文明的一個重要渠道。
金沙遺址出土遺物跟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物有著非常多的內在聯系：首先，兩者之間在文化面貌上具有相似性，存在著一種傳承關系;其次，金沙遺址在所屬年代上要晚於三星堆遺址;第三，金沙遺址更具王者之氣。如果大量的象牙象征的是財富，那么金面具的出土則增添了金沙遺址的王者氣勢，頗具文化內涵。
以寶墩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早於三星堆，它有內城圈、外城圈。後來證明寶墩是一座2.8平方公裏的城市，規模並不比三星堆小。基於這樣一個線索，我們可以發現三星堆作為都邑消失後其實就到了金沙。可以說，三星堆是從寶墩到金沙發展曆程中的最高峰和新的制高點，我們在金沙遺址也會發現其中的一些變化。金沙遺址的祭祀品雖數量眾多，但體量都偏小型化。
金沙遺址的發現，就把古蜀文明考古學意義的三部曲確定了下來——寶墩、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的發展曆程基本通過三個遺址完整地呈現了出來，和同時期黃河中下遊或者長江中、下遊的文明體系相比，古蜀文明獨樹一幟，它已經成為長江上遊的一個文明起源中心，這是我們過去完全不知道的。距今四千多年的古蜀自成體系，但又並非孤立存在，它仍然是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中華文化的大背景基礎上構建的一個文明體系。因為在這裏，我們也曾發現了黃河流域、長江中下遊流域的文化特質，由此可見古蜀文化的開放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在四川盆地這樣一個閉塞的地方，能夠在中華文化整體文明發展的背景下，出現各區域之間的地域文化交融和互動，這是完全沒想象到的。成都平原的文明向來既自成體系，又保持一種開放狀態，這樣它才會釋放出強大的創造和創新能力。
金沙遺址博物館
所有的博物館建設，一定得基於有效的保護
雅昌藝術網：博物館是在金沙遺址的原址上建立的一座遺址類博物館，也是展示商周時期四川地區古蜀文化的專題類博物館。此前去西安考察，參觀鹹陽漢景帝陽陵的時候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站在遺址之上，那種感覺既親切又激動。這種遺址類的博物館，在修建之時，需要考慮哪些方面的因素和整體規劃?
王毅：漢景帝陽陵博物館只是眾多陪葬坑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可以完全想象陽陵的氣勢。在金沙又是另外一番感覺，它的專業性更強一些，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專業、神秘的。與陽陵不同，金沙遺址更多的是一種沒有邊界的未知狀態。對於考古學家，他們可能不會在乎未來的結果，而是更重視考古過程中的責任和使命。考古學科的建設，從發掘、研究、保護到展示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整個過程如果從一個遺址到博物館的建成，在國外一般需要十到二十年的時間。金沙遺址博物館有一點打破常規，遺址從2001年發現到後來博物館的建成，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時間。博物館的管理者分工明細，有時候很難參與到博物館的建設中。榮幸的是，我既是一名金沙遺址的發掘者，也是一名遺址的保護者，同樣還是博物館的規劃者、建設者，很榮幸能見證考古學科一個比較完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同樣面臨著很大的壓力，要保護金沙首先得需要一個區域。金沙周邊原是高樓林立，道路狹窄，現在周邊的樓宇普遍降低了高度。我至今還記得自己站在發掘區(老百姓還未拆遷的房頂上)，發現墓地以及經勘探發現遺址已經被曆史上的洪水沖擊過的北邊區域，秉著“遺址保護區就要不折不扣地保護起來，已經破壞的區域可以建為博物館”的理念，我覺得在墓地及北邊區域建博物館比較合理。
我當時也是以一種虔誠的心態來做博物館，成都政府、百姓以及相關部門對金沙遺址的保護和利用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今天，金沙遺址博物館的建成完全超出我作為一個考古學家的設想，沒想到金沙遺址博物館這么快就成為了國家一級博物館，成為了成都最受老百姓歡迎的博物館之一。成都看得見、摸得著的曆史從2300年延長到3200年，成為了中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如果僅僅從某個人或某一個階段的立場出發，缺乏一種長期發展的眼光和對遺跡文化的責任感，就會容易錯過展示、保護遺址的機會;如果沒有強烈的責任心，一個偉大的文化再現會與你失之交臂，這將成為個人一生的遺憾，甚至成為曆史的罪人。金沙遺址博物館是我們的文脈，我們一直以虔誠的心態使我們祖先的文化享受尊嚴和尊重，我們城市的居民始終是這個遺址的保護者和博物館建設的支持者，我只是努力幫助大家實現他們的夢想和我個人的願望，所以金沙遺址博物館建成後的文化功能就順理成章了。
雅昌藝術網：之前看過一篇題為《古遺址保護不要和旅遊開發掛鉤》的評論文章，談到了“考古界傾向於保護文化，博物館則從成本、投入、效益這些現實利益出發。”在您看來，該如何平衡金沙遺址的保護工作和博物館的現實問題?
王毅：總體來講，如果僅從考古學家的身份出發，更多地是傾向於文化保護，而博物館則傾向於所謂的綜合效益的考慮。但文化遺產從發掘、研究、保護、展示利用是一體的，每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工作性有著不同的價值和意義。在微觀環境中，每個人的工作職責都是分開的，如果從考古學家馬上轉型為文保專家或博物館館長，其實對一個人的壓力還是蠻大的。從我個人經曆可以感受到，考古學的夢想不僅僅是研究，研究對象雖說是靜止的，但不意味著考古學家和研究對象以及背後的文化曆史不能產生對話關系。我們的研究、利用、展示的前提一定是基於保護的目標，“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於一個古文化遺存，首先得以一種虔誠的心去保護他們，我們既要做學術研究，又要注重文化遺跡的保護。當金沙遺址已經證明了是古蜀國最高統治者的遺跡時，我們立即終止考古發掘。目前，金沙遺址90%以上沒有發掘，就是基於保護的目的。
但我們也不能放棄利用和展示，我們不能把觀眾拒之祖國古老文明之外，不能將人類共有的文化財產視為己有。所以說，文保專家、博物館、文化遺產保護者其實也是文化的傳播者。當然，我們也與傳統的旅遊開發不完全一樣，我們所有的旅遊開發均是基於有效的保護。在中國，很多的文化遺產在展示體系方面不是按照旅遊體系來構建的，比如故宮博物館是不會參與旅遊評級的，但金沙卻是四星級旅遊區。由此可見，金沙一方面要保護遺跡，同時我們也要按旅遊AAAA景區的方式去達標，提供公共服務。也就是說，金沙文化遺產的展示、利用一定是有條件和受約束的，它不能等同於一般的旅遊景點的旅遊開發。
雅昌藝術網：博物館在“文物保護與修複中心”這塊，有哪些成果?
王毅：對很多人來講，一家博物館建成以後，將文物送入展廳以得到保護和展示就已經是取得了成果。但對於金沙遺址博物館而言，文化和遺址保護是首要任務。首先，文物保護是一項持久的項目，而且我們還有一些項目才剛剛啟動。此後，我們會在遺址上建一個棚子，將出土文物放入一個相對比較均衡的環境進行展示，這僅僅是我們完成文化遺產保護很少的一部分內容。博物館環境的變化對文物是有影響的，比如出土玉器在展廳內是不允許用燈光直接照射的，出土的象牙我們也嘗試著將它密封在有機矽中，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克服的問題。雖然金沙遺址博物館已經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仍然沒有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這也是大多數遺址會面臨的問題，因此我們一直在文化遺產的科學保護前提下，來進行充分、有效的利用。
永恒之城——古羅馬的輝煌展
九連墩的故事——湖北九連墩楚墓精品文物特展
金沙遺址博物館，成都市的“文化會客廳”
雅昌藝術網：金沙遺址博物館從開館之初就積極的與其他各地的博物館開展交流活動，引進了“殷墟寶藏”、“良渚文明展”、“馬王堆漢墓文物珍品展”、“九連墩的故事——湖北九連墩楚墓精品文物特展”等展覽。去年引進的“永恒之城——古羅馬的輝煌展”也吸引了不少觀眾前來參觀。在交流展覽的安排和規劃上，博物館是如何考慮的?
王毅：金沙遺址博物館在成都人心目中是有地位的，相當於是“文化會客廳”。我們花這么大的精力建一座遺址博物館，就已經考慮到博物館與這座城市的互動關系。金沙遺址博物館近幾年做了很多展覽，“殷墟寶藏”與金沙遺址屬同一時代，所以很有必要來做這樣一場展覽。又比如“良渚文明展”中的玉琮，象征著良渚文明和金沙文明兩者的文化對話。
從金沙遺址博物館的幾件寶物中，我們不難發現古蜀文化的開放性與融合性。延續這一遠古思考，金沙遺址博物館立志為成都提供一個更具廣闊視野的文化消費、文化欣賞、文化感受平台。從其他不同文化和文明中吸營養，通過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從而產生一種新的創造力。因此，博物館每年都要舉辦與其他不同區域的遠古文化交流展。像“永恒之城——古羅馬的輝煌展”以及“與神共舞：非洲雕刻藝術”，明年可能是有關埃及的展覽，後年可能就是瑪雅展。
2015“金沙太陽節”現場
每年的重要展覽我們都會安排在“金沙太陽節”期間。“金沙太陽節”已然成為博物館在春節期間奉獻給百姓的一台文化大餐。遺憾的是，金沙遺址博物館是一個收費的博物館，本來屬於這座城市的金沙遺址博物館應該全免費的，但為了更好的保護遺址，我們還是設置了一個門檻，所以博物館有80塊錢的門票。在春節期間，我們將門票從80元降到40元的同時，也為成都市民奉上藝術盛宴。如今，“金沙太陽節”同成都大廟會、成都燈會成為了成都市並駕齊驅的三大文化品牌。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金沙太陽節”是不盈利的，這是金沙的責任和使命，是金沙與成都的百姓，與成都這座城市特別的內在親緣關系，它是成都的文化之根、文化之魂，我們不可以以效益為目標。
“金沙講壇”視頻截圖
雅昌藝術網：金沙遺址博物館收門票，但“金沙講壇”是不收門票的?
王毅：對。我個人認為“金沙講壇”也是在延續成都的文化氣質，從2009年推出至今，講壇一直是為老百姓免費開放的，這也體現出金沙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它所有文化的創造力一方面來自於繼承，另一方面則是在開放和包容中所產生的創新。金沙最能代表成都的文化氣質——古老、現代、時尚，金沙也在不遺餘力地邀請更多的文化人來到“金沙講壇”。講壇的最大的特點在於它不僅僅是幾百人在講壇現場的這種感受，還可以從電視、平面媒體、互聯網等渠道進行立體傳播，讓更多的人感受到金沙文化的張力。迄今為止，“金沙講壇”的探索是比較成功的。雖然它的地點和內容在不斷的變化，品牌影響力卻在不斷的加大，已然成為一個向公眾傳播城市文化的特別通道。
金沙本身也在做其他方面的嘗試，這些都是與金沙的文化符號連接在一起的。像音樂劇《金沙》、4D電影《夢回金沙》、動畫電影《夢回金沙城》、弦樂四重奏《金沙找魂》等等。無論是從微觀上，還是涉及到具體內容的延伸，博物館都是以高雅、正能量在傳播金沙文化，所傳遞的正是這座城市的開放、包容、有情、有義和文化情感。
有時候考古學家也是浪漫的，不僅要做研究，還得將所做的研究傳遞出去，這也是考古學家應具有的使命。在今天，考古學家必須站在一個文化傳播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同樣，也應該意識到各種問題。從文化的發展高度而言，三星堆無疑是古蜀文明輝煌的制高點。了解三星堆文化是了解金沙文化的基礎，二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雖然金沙文化的傳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站在新時代的今天以及古蜀文明的高度上來看，我們做的還不夠深入和完善。
十節玉琮
考古學家應具有使命感和責任感
雅昌藝術網：近幾年一些文物大展屢屢掀起全民觀看熱潮，像首都博物館展出的《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在展出期間被預約的滿滿當當。加之影視對古裝的選擇、網絡的傳播都引發了越來越多人對古代器物的關注。博物館如何利用這樣的社會發展背景來引導觀眾，或者結合這些熱潮，博物館有做哪些新的宣傳、推廣的點?
王毅：今天是一個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人們對考古的認識也插上了更多想象的翅膀，嘗試著進入考古學家的內心世界，這其實是蠻令人鼓舞的一件事。但考古的過程是非常辛苦、枯燥的，同樣也是神聖和虔誠的，對於許多考古學家來說，他們一生都在默默無聞的耕耘。甚至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去保護一個遺址，因為遺址的保護容易阻礙別人利益的實現，沒人知道我經曆過多少威脅。這和小說、電視劇中關於考古、盜墓充滿娛樂性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考古學家不是盜墓者，這其中的虔誠和清苦是很多人無法忍受的。但通過文學形式看待過去的曆史文化，或者喚起大眾成為文化的參與者，這種方式是值得推廣的。在今天，我們有必要以另外一種方式重新審視文化，以一種祖先曾經擁有過的創造力來創造新的世界。
雅昌藝術網：你之前也說過，“考古學家就是古代勞動者的翻譯者和代言人，守護古人留下東西的同時把價值傳遞出去”。
王毅：我想說的是，考古學家應該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我們接觸到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一個陶罐、一塊陶片，這都是一段曆史的見證。考古學家對待它們需要極其的細心和仔細，這就是我們的責任。僅僅有責任也是不行的，還得有一種文化傳承、傳播的使命。因為世界文化波瀾壯闊、浩浩蕩蕩，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忘記屬於這個民族的自豪，當然，這種使命感不是一種狹隘的民粹主義。我們在傳承輝煌傳統文化的同時，還要領悟到傳統文化中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因此，考古學者不是文明、文化的簡單翻譯者或代言人，也不是簡單的信息傳遞者，考古學家的使命要多得很，核心還是以保護文化遺產為己任，堅守自己的價值觀。
雅昌藝術網：您不僅是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館長，還是成都博物院院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想了解一下您平時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
王毅：一般我都是被人牽著鼻子走吧!選擇考古這一行一方面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到郭沫若先生守得住寂寞做考古學家的影響。遍訪名山大川、文物古跡是起初學習考古的興趣點，真正接觸到實際工作才發現跟最初的想法截然不同。你要追求一個目標，就需要耐心和耐得住寂寞。在所發現的問題中不斷地求證，在此過程中不斷地發現新的問題。現在基本每年都有課題，都有新發現，發掘遺跡，做研究、保護、展示的系列工作。我就這樣進入了一個周而複始的循環過程，可以說是痛苦並快樂著。
雅昌藝術網：國內文博機構與國外相比存在著哪些差距，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和改進的方面?
王毅：個人認為文化遺產、博物館所面臨的工作壓力其實蠻大的，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已經取得非常輝煌的成就，但與發達國家的保護程度相比，還是存在距離的。然我們的博物館硬件條件不錯，資金也比較寬裕，也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不得不承認，我們在管理水平、文化遺產保護水平、學術研究水平上，都存在著差距。在國外，不僅大城市很注重文化遺產保護，博物館的文化遺產保護也足以讓我們震驚。文化遺產保護及文化展示是一個國家實力水平、文化境界的標杆。令人欣慰自豪的是，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非常重視文物遺產保護方面的工作，並主張將經濟發展和文化遺產結合發展。所以，在未來文化遺產保護的發展中，我們要有好的人才培養機制，釋放文化遺產保護的吸引力，激發文化學者的創造力。
此外，保護、展示和傳承我們的文化遺產，應該要調動社會的廣泛力量。在國外，文化遺產保護力量中的非國有成分很多，但國內卻並沒有將這一塊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非國有博物館在受資金、場地制約的情況下，可以鼓勵企業拿出部分資金作為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利用的基金會。目前，國內並沒有將這種力量釋放出來，純國有博物館的體系已經不能支撐我們今天文化遺產保護的健康發展。保護文化遺產博物館展示體系的建設是全社會努力結果，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辦法迎來一個新時代。我們要多做這方面的努力，讓更多的社會企業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雖然文化遺產保護任重道遠，我依然覺得未來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