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深

　　內地的春運被稱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遷移」。根據交通運輸部的預測，2017年春運期間，全國旅客發送量將達到29.78億人次，約等於全國人口人均遷移了兩次多。如此規模的人口流動，若放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但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在短時間內集中流動，也造成了交通工具一票難求、旅途勞頓、交通系統壓力巨大等系列問題，不僅對旅客而言是身體、精神、財力上的多重折磨，亦是對內地基礎設施承載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驗。

　　城鄉差距是春運底因

　　「春運」一詞，是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首度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沒有春運的，因為嚴格的戶籍管理，令人口沒有辦法自由流動。因此，春運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后，內地對人口流動的束縛減少;另一方面，則是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部分大城市的經濟崛起，造就了大量的經濟機遇。原本在傳統社會中安土重遷的中國人，在經濟因素的刺激下，紛紛離開家鄉，融入到市場化的滾滾洪流之中。

　　在很多人原本的設想中，這樣的人口遷移將隨着「先富帶動后富」、東西部經濟發展的逐漸平衡而逐漸減少。然而從實踐上來看，這樣的人口流動趨勢反而還呈現愈演愈烈的情况，一邊，是30年來春運人次的持續爆發式增長，從最開始的1億增長到如今的30億;另一邊，則是中國一、二線城市的人口持續膨脹。近日，有互聯網公司通過大數據統計顯示，東莞、佛山、廣州、深圳、長沙、上海、蘇州、北京等經濟發達城市，春節期間均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返鄉離開，淪為「空城」。這樣的情况，無疑加劇了春運期間的資源緊張。

　　正是基於以上觀察，很多人認為，若解決春運問題，必須要解決中國巨大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財富過度集中在東部發達城市的現狀。但問題在於，面對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工與協作體系，高度集中的人口、緊密的空間距離和大量的財富堆積，正是現代社會得以發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在財富的規模效應下，財富和人才也必然會不斷涌向財富和人才本就集中的地區。想要克服這樣的「馬太效應」，或許比解決春運問題本身更加困難。這一點，國外的情况可以略作參考：首爾占韓國國土面積的0.6%，GDP卻占到韓國GDP的21%，人口則占到全國人口的超半數;在日本，東京都市圈的3000萬人口占到日本的四分之一，GDP約三分之一;而倫敦人口占到英國總人口的22%，GDP占到32%。而2013年，中國排名前51的城市占中國經濟GDP的58%，而人口僅為32%。這只能說明，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中國的城市人口規模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城市化是未來出路

　　與此對應的，如高鐵、航空等交通基礎建設的提升，不僅難以起到令欠發達地區快速發展的功能，反倒有可能加劇城市對農村、大城市對中小城市、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人口和資源的抽取。例如近些年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高鐵同城化」工作在大城市，居住在房價較低的小城市。但仔細思考我們很容易發現其中的陷阱：真正有市場、高附加值的工作機會往往被吸收進了大城市，而小城市除了發展房地產則別無優勢。按照這個發展路徑，大城市將繼續膨脹，中小城市和農村則會面臨萎縮，春運只會是未來中國將繼續面臨的問題。

　　因此，若要解決春運問題，根本的方法還是要順應城市化的必然趨勢。事實上，作為改革開放后崛起的城市，深圳從改革開放初期近九成外地人口春節返鄉，到如今已有近半數人留在深圳過年，恰好說明了人口的逐漸城市化，將有助於解決春運問題。只不過，在當今中國，養老保障、醫療保險等政策的地區分割，以及在許多大城市嚴格的戶籍控制與人口政策，都令流動人口無法留在城市過年，更無法令一家人在城市團聚。顯然，要解決困擾中國多年的春運問題，需要打破種種地區分割和不合理的限制，為中國的城市化營造更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