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內地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一句「廉租房不應該有廁所」曾引發大討論。在當時，這樣的言論既挑戰了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常識」，又被認為是對窮人赤裸裸的歧視。

　　其實，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茅于軾的邏輯很容易理解。如果廉租房在建設上與普通住宅無异，那麼又從何形成廉租房的低成本和低於市場價的租金?如果依靠的是政府嚴格的審核和監督，那麼這部分的額外成本又有誰來承擔?且其中存在著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因此，要真正將廉租房給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要麼需要依靠類似「不建廁所」的手段，通過犧牲實用價值的方式將能夠付出更高溢價的群體排除出去;要麼就要像香港的房委會及房屋署一樣，設立一個龐大的機構對所有的申請者進行复雜的審查。否則，「又要威又要戴頭盔」，過分美好的心願只會導致殘酷的結果。

　　價值與監管的兩極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今如火如荼的「共享經濟」熱潮，其實也有很強的啟示性。以市面上最為主流的兩款共享單車「摩拜」和「ofo」小黃車為例，哪一款單程更受歡迎?根據最新的調研數據，ofo無論在市場占有率和用戶評分上，都相較對手摩拜要高很多。的確，由於ofo小黃車的車身輕，騎行省力，押金低，優惠活動多，因而市場上十分受歡迎。但也正是如此，導致ofo的折損率也遠遠高於對手：除了車身由於成本較低而經常損壞之外，車身被故意損壞，甚至被私自占有的情况，也大多數發生在小黃車身上。根源就在於，小黃車的運作幾乎滿足了「高價值」與「低監管」這兩個條件——以輕微的違法手段換來一輛騎起來很舒服的單車，無疑是一件「性價比」很高的事情。

　　相反，摩拜單車雖然車身笨重，騎行體驗較差，但這樣反而抑制了很多用戶的占有慾。再加上相對較高的押金和車上的定位系統，令用戶違法被抓的成本變高。「低價值」與「高監管」雖然令摩拜的流行度大打折扣，但恰恰反而更有助於其長期的健康運營。畢竟，對很多人來說，滿足出行的剛需才是共享單車的第一要務。

　　滿足社會需要，提供其他人需要的產品，無异是一種美德。但從歷史上來看，片面執著於滿足人性的需要，而忽視了「人性之惡」，是要付出代價的。史學巨挈卡爾波蘭尼在其巨著《大轉折》之中，就曾不厭其煩地以大篇幅回顧了英國歷史上的《斯品漢姆蘭法令》(Speenhamland law)。波蘭尼發現，出台於1795年的英國這部法律，因為對窮人的補貼過於優厚，導致在濟貧制度下出現了大批躺在福利之上的懶人。也由於補貼的存在，工廠將給予工人的工資降到極低的程度，低工資下的工人也就沒有任何動機提高生產率。結果是，英國窮人的人數不僅未減少反倒有所增加，工廠的生產效率也降到歷史低點。

　　道德自律屬美好想像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隨著共享單車的推廣，市民眼界和素質的提高，這樣的問題就能夠解決。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事情如果到了要依靠道德自律的境地，那這件事情也多半做不好。國外的經驗可以作為借鑒：2007年，法國巴黎推出了「單車自由騎」項目，但項目運作兩年后，該活動已經累計丟失單車7800輛，被損毀的自行車數量高達11600輛，經營成本遠大於預期。堂堂的歐洲之心巴黎，他們的市民素質還能提高到哪里去呢?

　　歸根結底，共享單車與交通、房屋等公共服務一樣，其屬性仍是一種公共產品，所不同的只是誰在運營。也正是因為產品的公共屬性，若沒有相應的監管，個人的私慾就會不加節制地氾濫，進而導致「公用地悲劇」的產生--「搭便車」「公物私用」「侵占公共利益」，甚至變相的鼓勵社會道德的敗壞。從這個角度來看，「共享經濟」的發展，只靠商家自身依靠新技術、新模式，成功的可能性仍舊不高。政府的適度參與仍是大勢所趨。

　　眼下，在「共享單車」的熱潮之外，新的「共享汽車」又來加入「共享經濟」的大軍，但新的憂慮也在慢慢聚積。「共享汽車」能否成功運作，「共享經濟」能否再有新發展，能否吸取過往的經驗教訓，無疑十分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