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都社论

        新一轮司法改革措施繁多，最终的落脚点无疑还应当回到对诸项司法权力的更好、更科学配置，唯其如此，公正才有制度保证、法治才有持续活力，司法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才有扎实的内容依凭。

　　3月12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的法检工作报告。值得注意的是，与政府工作报告一样，两高报告在其首页上第一次出现了二维码，不仅如此，最高法工作报告还首次使用了VR(虚拟现实)和AR (增强现实)技术，而最高检报告则祭出了RAP说唱。

　　两高报告花样翻新，这是继去年图解、图示、H5等新媒体元素被大量运用到两高报告纸质版上后，两高报告继续它的高科技尝试。事实上，不仅从这个观察视角，从报告披露之前两高主动与各界沟通的诸项努力也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全国“两会”的重视程度。两高报告增加高科技，其用意在于，吸引和方便与会代表委员以及社会公众对于报告的关注度，及至透过新颖形式对于报告内容的认可度。

　　穿过新媒体手段下两高报告的热闹，代表委员依然还要回到对司法机关本职工作的评估与评价。而在这方面，两高作为国家法律程序体系的不同流程阶段，表述各有侧重，但万变不离其宗，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两高报告都不同程度地围绕司法权力之间的监督和制衡着墨和布局。自2015年以来，两高每年均会在工作报告中专题谈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情况，“由最开始多作原则性的描述到如今多以具体数据作支撑”。

　　典型个案是观察和评估司法作为的切入点之一，而非全部。两高报告在行文中大量引述和列举一年来审理的重大案件和纠正的冤假错案。最高检万字报告中点出36起个案，其中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6起冤错案在列。最高法报告则连续四年提及典型冤错个案并反思，同时强调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报告时同样提到了聂树斌案，表示“冤错案件的发生，让正义蒙羞，教训十分深刻”。由个案出发可以看到具体司法运行的现状，也可以从中看到推进公正司法的难度和困境，可以从冤案纠错的时间表读出司法回到纯粹法律属性的各方拉锯。

　　个案举例+宏观数据，是一个解读司法表现的传统思路。最高检报告中提及，“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准逮捕132081人、不起诉26670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准逮捕560人、不起诉169人，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最高法报告中则强调其对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的坚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全年有“656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42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这是司法机关暂停发布无罪者数据多年后，本届法检连续多年再次向全国人大报告相关数据。当然也要看到，单纯的数据统计还需要相关案件类型所占全年案件总数的比例来做参照系。全国两会前的一份地方司法统计显示，共有14个省级高院在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刑事案件判处罪犯数和无罪判决数，平均无罪判决率为0.075%，“这意味着每万名被告人中仅有7.5人被法院宣告无罪”。

　　法院判决能否真正坚持疑罪从无，检察机关能否做到对整个侦查流程的严格监督，这是法检报告一年更盛一年在强调的方面，同时也是衡量司法权力在传统的重“互相配合”转向“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重要指标。新一轮司法改革措施繁多，最终的落脚点无疑还应当回到对诸项司法权力的更好、更科学配置，唯其如此，公正才有制度保证、法治才有持续活力，司法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才有扎实的内容依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是法院一家的事，也是对侦、控、审各方法定职权的再认识、再调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民众在具体个案中的司法体验如何，是回答“司法有没有吸引力”问题的根本。正如内蒙古玉米收购案被写入两高报告，当事人王力军在接到媒体追访电话时回应“我正在拖玉米的路上”，司法审理要有能力保障和申明秩序与正义的价值，这个细节便是公正司法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