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中國史》全14冊：一套深刻揭示中華文明史的通俗讀物，20餘家海內外博物館經典藏品，300餘件國寶級文物圖片首次面世!
【基本信息】
書名：看得見的中國史
作者：童超
定價：361.2元
出版日期：2017年3月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編輯推薦】
▲ 獨特的編排體例。比曆史教科書更為翔實，但沒有曆史教科書的枯燥乏味。比市面上的曆史通俗讀物專業，但沒有專業曆史讀物的深奧難懂。一套能真實了解中國曆史實際的曆史通俗讀物。
▲ 通俗流暢的文字內容。由曆史專業的學者撰寫稿件，以流暢通俗的語言講述中國曆史特色的一面。即使涉及專業性的知識，依然能夠以通俗的話語娓娓道來。
▲ 獨一無二的圖片資源。本書中插配的圖片，是近年來少有的囊括了海內外各大博物館中國文物珍品的一部彩圖版曆史書，高清晰的文物圖片以及細節展示，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曆史觀感。
▲ 合理的開本選擇。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裝幀風格，細膩的紙張，環保綠色印刷，為讀者帶來別樣的閱讀體驗。
▲ 全書不拘泥於傳統的曆史分段模式，獨辟蹊徑，故而隋與五代散見於南北朝與唐宋之際，清分前後兩冊，以彰顯曆史之別樣風貌。
【內容簡介】
《看得見的中國史》系列叢書共14冊，上起舊石器時代，下迄清朝滅亡。著眼於中華民族創造的輝煌璀璨的文化和文明結晶，以獨特的視角全面深入闡釋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揭示中華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傳承中華民族根本的精神基因，弘揚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緊扣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根”與“魂”。曆史遺留的工具、器具、用品、用具、古建築、古遺址、古墓葬、古代工程和城池等是曆史的見證，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中國曆史才能被真實的看見。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國內各大型博物館以及英國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等世界著名博物館的中國文物精品圖片和文字內容完美結合，向讀者多維展示中華曆史和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再現中華民族“天人協和、窮極造化”的無窮創造力和智慧結晶。
《看得見的中國史》，一部真正能了解中國曆史的曆史通俗讀物!
【作者簡介】
童超
1938年生於江蘇徐州，祖籍浙江紹興。1961年北京大學曆史系本科畢業，1964年四川大學曆史系研究生畢業。2016年9月病逝於北京。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史研究》雜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曆史學系主任，以及中國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秦文研究會會長等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期刊審讀專家。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頒發的表彰"為社會科學研究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榮譽證書。撰寫或合著的主要學術成果有：《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國古代軍制史》、《中國軍事制度史·後勤制度卷》、《中國農民戰爭史·魏晉南北朝卷》、《豪華落盡見真淳--陶淵明》，以及“中國大曆史”(系列叢書)《看得見的中國史》等。
【精彩章節】
尋夏之旅(看得見的中國史·華夏之初)
二裏頭遺址位於河南偃師境內洛水南岸的二裏頭村南。遺址以二裏頭村為中心，其范圍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樓村、北許村和喂羊莊之間，東西約有2.5千米，南北約有1.5千米，總面積約4平方千米。遺址依山臨水，東阻成皋，西擋崤函，自然條件優越，地勢十分險要。古人有雲：“建都設邦，皆憑險阻。”又雲：“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在廣川之上。”二裏頭遺址兩者兼而有之，在當時具有得天獨厚的建都優勢。
二裏頭遺址的發現，著名曆史學家徐旭生先生功不可沒。他首先從文獻資料來估計夏氏族活動的主要區域。他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在先秦史書中關於夏代並包含地名的史料大約有80多條，其中有30多條是關於夏後氏都邑的記載。然後，在研究這些地名的基礎上，他認為有兩個地區應該特別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附近地區，尤其是潁水上遊的登封和商丘地帶;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遊一帶。1959年，徐旭生親自率人赴河南進行考古調查，經過一個月的活動，果然在河南偃師發現了遺址。同年，中科院考古所開始進行發掘工作。從1960年至1964年，洛陽考古隊在二裏頭先後進行了8次發掘，先後發現了作坊遺址、陶窯、窯穴、水井、墓葬、銅器、玉器、陶器等。根據這些發現，考古學家斷定這是一座早期城市遺址。然而至於是哪朝哪代的城市，則有兩種說法：一是商代成湯建的都城西亳;一是夏代的都城。如果與偃師屍鄉溝商城相比較，後一種意見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後來考古學家又發現不同時期的陶器呈現出不同器物特點，從而斷定二裏頭遺址的文化特征大約介於河南龍山文化與鄭州二裏岡商代前期文化之間，在考古學上通常稱為二裏頭文化。
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二裏頭遺址發掘又取得新進展。該遺址的主要宮殿基址重現天日。1974年，二裏頭發掘隊發現一號宮殿遺址。1977年，又發現了二號宮殿遺址。一號殿略呈正方形，東西長約108米，南北寬約100米，高約0.8米。基址上面保留有排列整齊的柱子洞和木骨架牆基，柱子洞墊有卵石作為柱基。在基址中部偏北方是正殿，下面是長方形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鋪3層卵石，基礎堅固。在基座上面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外側有2根擎簷柱，用以支撐屋簷。這樣大的宮殿建築，應是當時王權的象征。二號殿位於一號殿東北150米左右處，形狀與一號殿基本相同，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3米，東西寬約58米，面積較小，不過保存得較好。在基址北部中間也有一座殿堂。它建在一個正方形的平台上。沿基址的東西邊是走廊，在南邊也有一條走廊，南大門是廡式建築。由殿堂和廊廡形成了庭院。在庭院下有一個由陶管構成的排水管道。從這兩座宮殿基址的出土文物來看，還未發現使用瓦的痕跡，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燼和草拌泥塊。據此可推斷，宮殿的建築材料應是以木頭、草泥為主。
迄今為止，二裏頭遺址的發掘仍在進行，所以還不能得出一張比較完整的遺址布局圖。不過，二裏頭的宮殿遺址肯定遠不如後世宮殿豪華壯觀，但它坐北朝南和封閉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結構等特點，都為後世宮殿所沿用。二裏頭的宮殿遺址，開創了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先河。
盤庚遷殷(看得見的中國史·商)
商朝從建國到滅亡，長達500多年，最後的270多年定都於殷(今河南省安陽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時候也稱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於殷是從盤庚開始的。
商朝的社會秩序在成湯時期已經穩固了，但是在他死後，王室內部卻因爭權奪利而發生了愈演愈烈的鬥爭。尤其是對王位的爭奪，叔侄之間、兄弟之間，為奪得王位，甚至鬥得你死我活，國家被他們搞得混亂不堪。太甲以後的君主和奴隸主貴族們，生活越來越腐化，對奴隸的剝削非常殘酷。在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面，致使商朝的國力日漸減弱，有些小國和少數民族也趁機起來反叛，再加上水澇、幹旱等自然災害，使得商朝簡直到了崩潰的邊緣。
盤庚是商湯的第九代孫、商朝的第二十個王。他是個有遠見的人，善於觀察形勢，覺得國家不能再照老樣子維持下去了，應當想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來緩和各種矛盾沖突，挽救商朝的衰亡。他想出來的辦法就是把都城遷到殷，因為殷這個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東低，像一個簸箕一樣，而前邊面對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洹水自西北向東南穿過，用水方便，便於農業生產。盤庚想可以在此開墾荒地，長期進行農業生產，不愁國力不富。另外，殷正處於簸箕口處，地勢險要。這對有效管理全國，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較方便。從政治上考慮，遷都以後，一切都得從頭做起，王室貴族就會受到抑制，階級矛盾就可以得到緩和;遷都還可以避開那些叛亂勢力的攻擊，都城比較安全，外部的幹擾少了，統治就可以穩定很多。
其實，在這之前，商朝曾因水患等原因屢次遷都，盤庚定都於殷，不再遷徙，反映了這時候農業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畜牧業和人們要求定居下來的普遍心態。殷地的土地比較肥沃，自然災害比較少，在這裏建設都城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可以說，盤庚的思考和選擇是很有道理的。
雖然遷都有諸多的好處，可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遷都這個決定，一些奴隸主貴族們極力反對遷都。他們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舊享樂。可盤庚是個辦事十分堅決的人，他絕不因為有人反對就改變主意。他把奴隸主貴族召集起來，對他們公開說明遷都的理由。他在講話中時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時而用嚴刑峻法威脅他們，有時又用先公先王的神靈恐嚇他們。《尚書·盤庚》三篇記錄了盤庚的這些訓話。第一篇是勸告，告訴大家搬家到殷去的好處。他說：“我要遷都是繼承先王的基業，以平定四方。……我要像先王關心臣民那樣，關心你們，保佑你們，帶著你們去尋求安樂的地方。你們如果不與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靈便要責罰你們，降下不祥來了。”“我之所以要遷都，正是為了使得你們的生活安定。”第二篇是威脅，他用強硬的口氣，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實實地服從遷都的命令，否則就要進行嚴厲的制裁。他說：“我將要把你們殺戮了，絕滅了，不讓你們惡劣的種子遺留一個在這個新邑之中。”最後他號召民眾說：“去吧!去尋求安樂的生活吧!現在我要把你們遷過去了，在那邊，永遠安定你們的家。”
盤庚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終於把都城遷到了殷，可是鬥爭並沒有結束。老百姓到了一個新地方，生活不習慣，吵嚷著要回老家。奴隸主貴族就乘機起哄，煽動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盤庚》第三篇可能就是這個時候對官員貴族們講的。他用強硬的語氣制止住了奴隸主貴族的反對。他告誡官員貴族們不要貪圖享樂、聚斂財寶，而要謀生立功，施恩惠於人民，與人民同心，治理好國家。過了幾年，局面才安定下來。
盤庚遷殷擺脫了長期以來舊勢力的影響，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特別是勞動大眾的辛勤勞作，終於在較短的時間裏出現了“百姓由寧，殷道複興，諸侯來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設成了一個十分繁榮的都市，衰落的商朝出現了複興的局面。從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官制(看得見的中國史·西周)
周王室在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同時，也建立了一套比夏、商兩代更為完善、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統治機構。成書於戰國的《周禮》系統地記述了西周的這種統治機構，它說周有六官之制，即“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可見周朝的官職整齊而嚴密。但是，《周禮》在編輯之時經過了儒家的改造，加進了大量的理想化和系統化成分，只能作為代表儒家思想的著作，所以關於西周一代政權機構的詳情已難考查，僅可從《詩經》、《尚書》等先秦資料以及銅器銘文的記載中略知一二。
在西周初期的政治機構中，周天子下面重要的輔弼之官為太師和太保，故有“召公為師保，周公為師”的說法。“師氏”與“保氏”的性質相同，只不過一個主內，一個主外，故太師和太保作為西周初期中央政權的首腦，掌握著朝廷和軍政大權，並成為保育和監護年少君主的長者。
召公名奭，其采邑在召，後封於燕，由於輔佐成王未能就國，遂讓其長子姬克就封，其次子一支則留在周室世代繼承召公的職位。在周初的銅器中有不少“公大保”的銘文，可以佐證召公曾擔任太保，並被尊稱為“公大保”。在召公擔任太保期間，曾奉命率兵出征，後來康王的繼位大典，也由召公布置。
周公名旦，其采邑在周，武王克商之後封之於魯，但因戰事頻繁一直未能就國，故在平定殷頑之後，讓其子伯禽就封，次子一支相周，世代襲為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原為太宰，輔佐武王伐紂。武王死後，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稱王7年，至東征勝利，營建成周之後還政成王。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主持東都事務。
薑尚，薑姓，名望，因官至太師，又稱尚父，又因被尊為齊國的始祖而稱太公，民間則稱其為薑子牙或薑太公。太公在武王時統率大軍相武王伐紂，武王死後，與召公、周公一起作為輔政大臣輔佐成王。
“三公”是後起的稱謂，在西周之時不是官職而是對周公、召公和太公的尊稱。其中，召公居太保之職，而周公與太公都居太師之位。所以說太師和太保為周初的最高官職，而非“三公”。
根據西周金文資料，西周的中央政權可以分為卿事寮和太史寮兩大官署。金文的“卿事”即為文獻的“卿士”，周將執政大臣稱之為卿事或卿士，是卿事寮長官的簡稱，主要執掌軍政大事。前文所述的“三公”即屬於卿事寮，西周初期為太師和太保，而到了後期則為太師，他們是卿事寮的最高級官員。
按《周禮》所說，自“天子立三公”之後，又有“塚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等為“六卿之屬”。雖然《周禮》為後儒所編，但據史料及金文記載，周的卿事寮與《周禮》六卿大體相同，司徒、司馬、司空確為西周的重要大臣，其位僅次於稱“公”的太師或卿士。司徒又稱司土，管理農田耕作及勞役征發;司空也稱司工，負責管理百工職事和工程建設;司馬則管理軍賦征收及軍旅事宜。司徒、司空、司馬並稱為“三司”，其管理的事務又被稱為“三事”。除“三司”之外，諸尹、裏君和百工也屬於卿事寮系統，但職事不如“三司”重要。
與卿事寮相對的是太史寮。《詩經·小雅·節南山》說：尹氏和太師是周王室的砥柱，執掌著國家大權。這裏的“尹氏”，就是內史尹或作冊尹，是太史寮的長官，與卿事寮的長官太師一起執掌國政。太史寮的出現是周王權加強的結果，在西周初年就有很多史官活躍在政治舞台之上，在《周禮》中，“史”也是數量最多的官職之一，他們是周王的近臣，主要負責起草和宣布冊命，傳達周王的命令，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並主持典禮和儀式等。在西周的中後期，史的地位上升，太史寮的長官太史的地位僅次於太保和太師。史官除了記錄天子言行之外，還可以規諫周王的缺失，如商舊臣辛甲歸周之後成為太史，行使“命百官、官箴王缺”的職責。
在周的卿事寮和太史寮之外，還有一個位列太保、太師和太史的“太宗”一職。太宗也稱“宗伯”，是管理宗族內部事務的最高長官。
根據職位高低和職權輕重的不同，西周建立了相應的官爵制度。據文獻考證，西周的官爵至少有公、卿兩級。公一級的，在西周早期為太保、太師，在後期則為太師、太史。而執掌軍政大權的太師或卿事一職往往由兩人擔當，稱為“二卿事”，如周初成王時周公旦和太公望同為太師，厲王時虢公長父和榮夷公同為執政大卿事，幽王時則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共秉國政，直到春秋時仍沿用這種左右二卿事執政的制度。卿一級的，在早期為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大宰、公族六卿，到了中後期司寇職位下降，剩下5位大臣。至於中下級官吏的爵位，還有待繼續考證。
隨著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實施，周貴族階級中的權利分配日益明朗化和固定化，因而到了西周中期以後，出現了如虢季氏世代為師、微氏世代為史的官職世襲情況。周天子對每一位世襲的官職要進行重新冊命，在重新冊命之時，可以對職位進行變更和調整。周王的這些冊命之文在周的彝銘中有不少記載，足證在西周中後期已逐漸形成官爵世襲制度。在周王室外的諸侯國內，也仿造王室建立相應的官職，而且諸侯還可以兼任王室的官職，周天子也可以任命、調度諸侯國內的官員。
車同軌(看得見的中國史·秦)
戰國時期戰亂頻仍，諸侯混戰，關塞壁壘高築，加之各國道路寬窄不一，不利於交通往來，因此秦統一後立即著手拆毀關塞，建立起遍布全國的交通遊驛網絡。這是秦朝建立以後始皇明令修建的首項重大交通工程，也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工交通網絡。
始皇於二十六年(前221)剛稱帝不久，便下令實行“車同軌”，規定道路和車軌統一尺度為“輿六尺”。次年又下令“治馳道”。二十八年(前219)，始皇開始大規模巡行各地。三十二年(前215)，他下令“墮毀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進一步掃清人為設置的交通和水利障礙。同年，他下令南征大軍開通靈渠，打通糧道，從而溝通珠江和長江兩大水系。三十五年(前212)，為鞏固北部邊防，始皇令北逐匈奴的大將蒙恬修築“直道”，才兩年半的工夫就迅速完成。除了這些“馳道”和“直道”，秦皇朝在建立後的短短幾年內，還修築了西南邊疆的“五尺道”和位於今湖南、江西及兩廣之間的“新道”，構築起以首都鹹陽為中心的遍布全國的交通遊驛網絡。
“馳道”被時人視作“天子之道”，是以首都鹹陽為中心的交通主幹道。這些“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中央供天子行走，但以植樹為界，兩旁還是可供人行走的。這些“馳道”，“東窮齊、燕，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蔚為壯觀。
“直道”“五尺道”及“新道”則是秦朝專門修建的軍事和國防通道。“直道”專為北伐匈奴而設，是從首都鹹陽經上郡、雲陽到北方九原郡最便捷的通道。這條大道穿越山穀，橫越草原，全長“千八百裏”。“五尺道”是秦朝進一步密切巴蜀與西南地區聯系而修建的通往雲貴地區的大道。這條道路鑿山越嶺，遺跡至今尚存，因寬約5尺，故而得名。“新道”是始皇在平定百越的過程中下令按馳道標准修建的通往南海的揚越新道。這些道路的拓展，反映了秦朝開拓邊疆的軍事能力，也密切了邊地與內地經濟、文化交流，有著重大的戰略價值。
這么龐大的交通網絡，如果單純歸結於巡幸、用兵，斥之以黷武或奢靡，恐怕不足以解釋這一帝國行為。秦帝國的條條馳道通鹹陽不也可以比之於條條大道通羅馬嗎?凡大帝國，必有大道通衢現象，這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
溝通中外文明的草原民族(看得見的中國史·三國兩晉南北朝)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北方和西域地區的少數民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其中突厥、柔然和鮮卑三個民族貢獻尤為突出。它們東與中原溝通，西與中亞各國相鄰，在溝通黃河流域和域外文明的曆史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鮮卑發源於中國東北，是一個古老的北方遊牧民族，屬東胡系，居於鮮卑山。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與鬥爭中同化融合趨勢漸強，尤其鮮卑族北魏政權在統一中國北部過程中極力吸收中原漢人先進文化，使鮮卑貴族與漢族名門大姓結合。而孝文帝時的一系列改革，使鮮卑人進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權化。鮮卑再從北方遊牧民族逐漸變為中原地區漢化政權的過程中，成為輸入西域文化的一支骨幹力量。
繼鮮卑之後，柔然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中西交通的幹線。柔然是5～6世紀遊牧於蒙古高原的一個少數民族，他們辮發左衽，居穹廬氈帳，逐水草畜牧，無文字，以刻木記事。其勢力最盛時，北到貝加爾湖畔，南抵陰山北麓，東北達大興安嶺，東南與西拉木倫河流域的庫莫奚，與契丹為鄰，西邊遠達准噶爾盆地和伊犁河流域，並曾進入塔裏木盆地。柔然於北魏天興五年(402)建國之後，在西方與中亞的拜占庭和波斯帝國不斷戰爭，在東方則先後與北燕和後秦等相互和親，贈送馬匹，還經過吐穀渾，與南朝的宋、齊、梁通好，在北方則一度成為北魏北面的嚴重威脅。在時戰時和的交流中，柔然也成為這一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
曆史進入6世紀，草原帝國風雲變幻，柔然內訌，北魏分裂，而突厥則繼之而起。“突厥”意為“最成熟的興旺之時”，突厥人屬於中亞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文字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拼寫，它們開創了古代北方民族創造文字之先河，可見其文明程度之高。突厥人有發達的冶鐵技術，但以遊牧經濟為主。公元552年，突厥打敗柔然，建立了幅員廣闊的突厥汗國。突厥汗國的疆域，“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裏，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裏皆屬焉”。由於處在這樣的地理位置，突厥汗國在整個中亞和東南歐洲的政治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它在西方與拜占庭帝國和波斯關系密切;而在東亞，它又利用北周和北齊之間的矛盾，時而與北周聯合，時而又支持北齊，與北方地區有密切的關系。從而也成為亞歐大陸上一個重要的交通橋梁。
小說與講史(看得見的中國史·宋)
宋代“說話”有四種“家數”：小說、講史、講經、合生(或說諢話)。其中以小說、講史兩家影響最大。小說家的話本稱為小說，皆是短篇故事。講史家的話本稱為平話，篇幅較長，講述曆史故事。
取材史書，鋪陳而來的講史受正史影響較大，流傳至今的作品大多結構散亂、人物性格模糊、語言文白夾雜，它們可能只是當時說話的提綱或是簡單的記錄。雖然講史本身成就不高，但對後來《三國演義》、《封神演義》、《列國志傳》等曆史小說的出現提供了借鑒參考。
小說是宋代話本中成就最大的文學形式，多取材現實，形式短小精悍，內容新鮮活潑，因此廣受歡迎。話本小說在語言上采用通俗、生動的白話文、注重故事結構、人物刻劃細膩，比唐傳奇又前進了一大步。現存的宋代小說話本以愛情、公案為主要內容，市井小民成為故事主角，著力表現他們對封建勢力、統治階級的反抗鬥爭，出現了《碾玉觀音》、《鬧樊樓多情周勝仙》、《錯斬崔寧》和《宋四公大鬧禁魂張》等大量優秀作品。
聽眾聽說話是為了娛樂，因而話本小說尤其注重趣味性，在敘述時注重詼諧，插科打諢，在情節的設計上出新出奇，如《一窟鬼癩道人除怪》，寫書生吳洪夜間與友人自郊外返歸遇鬼之事，其情節的緊張，超過以前任何小說;話本小說還強調思想內容與市民感情的契合，話本中人物的言行、感情也是市井民眾在類似情況下所可能產生或向往的言行、感情，這使得話本小說具有了深刻的藝術感染力。正如《醉翁談錄》所載“說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銜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說人頭廝挺，令羽士快心;言兩陣對圓，使雄夫壯志。談呂相青雲得路，遣才人著意群書;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隱士如初學道。發跡話，使寒門發憤;講負心底，令奸漢包羞”。話本小說在人物描寫上相當細膩，對話也很生動，“描寫委曲瑣細”，“雖明清演義亦無以過之”。宋代話本小說通俗生動的敘述方式、平實流暢的語言風格，標志著中國古代白話文體的正式出現，開辟了文學語言發展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