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紀錄片《中國梵高》獲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外合拍長片，影片先後在歐洲多國上映。

　　這部電影的主人公是“中國油畫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畫師趙小勇。從1997年開始，來自湖南邵陽的趙小勇臨摹了超過10萬幅梵高的作品，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梵高”。對於這個稱號，趙小勇欣然接受。這部紀錄片的獲獎，讓趙小勇再度“火”了起來，如今他的畫，從過去的幾百元，上漲到最貴的1.2萬元。

　　趙小勇

　　“現在我一般不動筆，因為畫一幅1平方米大小的畫，都值4000元呢。”趙小勇笑著說。

　　然而如今的大芬村，畫師和畫廊都比鼎盛時減少了一半。靠臨摹梵高的畫，趙小勇已經沒法過日子了，他開始轉型做原創，“畫師們必須走原創之路。這也是這部獲獎電影對這個行業的啟示。”

　　文/圖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肖歡歡

　　臨近大芬村，“世界油畫，中國大芬”幾個大字格外醒目。大芬村裏有密密麻麻的畫廊，趙小勇的畫室就在大芬村九巷。他身穿一件背心，看起來有些清瘦，頭上的白發格外顯眼。

　　起初一年沒賣出一幅畫

　　畫室擺滿了趙小勇臨摹的梵高作品：《星空》《向日葵》《咖啡廳》，看起來像一個陳列館。他的妻子鍾早春正忙著臨摹一張風景畫，這些年，究竟臨摹了多少梵高的畫，鍾早春已經記不清了。她可以一邊在畫布上畫《向日葵》，一邊看電視劇《歡樂頌》。

　　這間畫室大約有20平方米，木質的房梁晾著很多剛剛做好的畫，油彩的氣味在悶熱的空氣裏蒸騰，似乎快要燃燒起來。記者待了半小時，就有些受不了了，但趙小勇和鍾早春早就習慣了。“我們忙起來，一天要工作15個小時，甚至通宵。別人說我們身上有一股顏料味，但我們自己聞不出來。”

　　1972年，趙小勇出生於湖南邵陽農村，家中二哥從小喜歡畫畫，趙小勇常在一旁看。1987年10月，初中畢業的趙小勇來到深圳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藤籃廠給樹脂做的人物上色，後來他又去了龍崗一家陶瓷工藝品廠工作，每月有1200元的工資，這讓趙小勇很滿足。“當時普通工人的工資才600元”。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湖南工友跟他說，他的哥哥在大芬村畫油畫，要帶他去開開眼界。

　　趙小勇形容自己第一次到大芬村的感覺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他第一次見識了油畫創作的全過程，這對他觸動很大。1996年底，趙小勇決定到大芬村闖蕩。他一開始和老鄉張正京合租，張正京在大芬村畫油畫已經有十多年了，趙小勇的油畫技法就是跟他學的。他提醒趙小勇，“你可能一年都沒有一單生意，要坐得了‘冷板凳’。”

　　趙小勇形容那段日子清苦而充實。每月房租200元，他付100元。兩人擠在一間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子中，天氣太熱，一晚上要洗5次澡才能睡著，趙小勇有時索性不睡覺，從中午11時起床，一直畫到第二天的淩晨4時。

　　大約半年後，他出師了。從張老師家搬了出來單做，在大芬村租了個月租300元的單間。但一年內，趙小勇一幅畫也沒有賣出去，他窘迫到吃飯的錢都沒有。只好跟張正京借錢。後來，張正京給趙小勇指了條明路：專畫梵高的畫，因為梵高的畫訂單多。那半年，趙小勇每天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裏臨摹梵高的作品，《向日葵》《咖啡館》《星空》，他畫了上百幅。

　　趙小勇的妻子鍾早春也是一名畫工

　　28分鍾畫好《向日葵》

　　趙小勇背著自己的畫，到當地畫廊去推銷。“有一個香港畫商姓高，他看我每次都去，終於收了我兩張畫，當時的行情，50×60cm的150元一張，我要價130元。他買了我兩張畫。”

　　這位畫商給趙小勇的最大訂單是20幅，要求他一個月內畫出來。從無人問津到訂單燙手，那段時間，他和老婆每天上午10時開始，光著膀子在畫室內揮汗如雨，一直畫到第二天的淩晨三四時。為了提神，他有時一天要抽兩三包香煙。

　　從2000年開始，趙小勇的訂單像潮水一般湧來。2000年4月，最多的時候，他的訂單達到2000多幅。直到這時，他才知道，他認識的這位香港畫商是“做大買賣的”，他從大芬村收走的畫，基本上都出口到了歐洲。大訂單也意味著單靠趙小勇兩口子已經無法完成。從2000年底起，他開始帶徒弟，包括自己的弟弟、小舅子都成了他的學生。最多的時候，他一共收了9個徒弟。他租了兩套房，妻子做飯，給畫工包吃包住。

　　其實，鍾早春是他的第一名弟子。經過一個月的培訓，她就能承擔調顏料和打底的工作。作畫中的一些基本程序，比如鋪底色等，他會承包給周圍的畫工，於是他成了小老板。他的妻子專畫《星空》《向日葵》;弟弟專畫《咖啡廳》;小舅子專畫《自畫像》。

　　當收到6位數的定金時，趙小勇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生平頭一回體驗到賺錢的酣暢淋漓。

　　趙小勇說，他一開始甚至連梵高是誰都不知道。“那幾年，我幾乎把梵高所有的作品都畫過了。《鳶尾花》《向日葵》我都畫了兩萬幅。直到現在，我畫梵高的畫從來不用草圖，可以直接在畫布上落筆。訂單最多的時候，我一天差不多可以畫10幅梵高的畫。”趙小勇邊說邊向記者表演了現場臨摹梵高的《向日葵》，28分鍾，他便畫好。22分鍾之內，他又完成了梵高的一幅《自畫像》。

　　畫師要成功分三部曲

　　紀錄片《中國梵高》封面

　　趙小勇在自家窗戶外掛了“專畫梵高”的紅色廣告牌。在整個大芬村，畫梵高作品的不下20人。

　　在趙小勇看來，大芬村是個好地方，但也非常殘酷。好處是市場培育起來了，經常有人來收畫，只要畫得好就能養活自己;殘酷在於競爭激烈，如果畫得不行，最終只能是賠光本錢後走人。“在大芬村，雖然誰也不敢說自己是高手，但如果能堅持5年以上，就已經算是高手了。”

　　2005年時，世界上70%的油畫來自中國，中國油畫的80%來自大芬村。從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額達到12億元。趙小勇將大芬從業者的發展路線總結為“三部曲”：從畫工出來，跟著師傅學習一年，可以出師了;積累到一定程度成為畫師，可以接單了;接到一些單可以找人打下手了，然後再成立畫廊，再繼續把畫廊做大成企業。

　　但從2008年開始，畫了十多年梵高作品的趙小勇突然發現，訂單開始驟減60%，到了2009年，沒有一個訂單，“一下子感覺掉到了冰窖裏”。

　　訂單的減少，在趙小勇看來這是早晚的事。更關鍵的是，噴繪技術的引入降低了作畫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畫村的檔次。因為噴繪一張畫，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繪的一張畫，至少要300元。

　　趙小勇說，到了2012年，大芬村的畫工較頂峰時期銳減了50%以上。如今跟他同一批到大芬村的那些畫師，所剩的已不到10個人了。趙小勇也逐漸將主營業務轉移到了浙江。如今，他在寧波也開了一間畫廊。“在那裏，我的一幅高仿畫可以賣到1.2萬元，至少也有8000元。”

　　歐洲之行

　　看到真跡激動落淚

　　隨著《中國梵高》的獲獎，趙小勇的名氣越來越大，有趣的是，他的畫是按面積計價的，“在廣東這邊一平方米要3000元，在浙江那邊是4000元。最貴的一幅畫可以賣到1.2萬元。”

　　趙小勇說，這部以自己為主角的電影之所以能在國內外獲得多個大獎，是因為內容真實、震撼，而且“中國油畫第一村”的地位擺在那裏，“我是這部電影的主角，也是大芬村畫師的代表，通過我的故事，能看到大芬村的成長經曆。中國經濟現在全世界都關注，所以這部電影火了，我也火了。”

　　臨摹了一輩子梵高的作品，趙小勇在2014年終於有機會見見梵高的真跡。2014年8月，在《中國梵高》導演餘海波的陪同下，趙小勇終於去了荷蘭阿姆斯特丹，他在梵高博物館旁邊的紀念品店裏看到了自己的畫，激動地沖了過去，也遇到了跟自己合作多年的荷蘭商人。

　　趙小勇的心情很複雜，因為一張大幅的高仿作品在德國、荷蘭等地可以賣到一千多歐元，但很多畫工得到的僅僅是200元人民幣。

　　在梵高博物館，看著自己臨摹了無數遍的《星空》和《咖啡館》真跡，趙小勇忍不住落淚，他感覺自己的呼吸快要停止了。“不一樣，還是不一樣，顏色有差別。”他自言自語。

　　趙小勇歐洲之行的最後一站，是在法國南部的阿爾勒，梵高曾經生活和創作過的地方。他在梵高曾經畫過的咖啡館前當場憑記憶畫了一幅，引來很多客人和路人駐足圍觀。最後，他把畫送給了咖啡館的人。歐洲之行結束後，他馬上提高了出口仿作的價格，“我畫了20年了，應該有這樣的江湖地位了。”

　　這次歐洲之行對趙小勇觸動很大，“我花了20年臨摹的所有作品，都不及一幅真跡的價值——不是價格，而是一種藝術的價值。原創的意義是無價的，任何臨摹都無法與之相比。”

　　趙小勇說，那種一幅畫一天重複畫幾十張的生活自己也膩了。現在他一天就畫一幅兩幅，有時到了第二天，怎么也不想再畫。趙小勇想轉型做原創：“大芬村要‘活’下來，畫師們必須走原創之路。這也是這部獲獎電影對這個行業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