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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左翼思想家弗朗索瓦·浩達逝世,享年92歲

2017-06-09
来源:鳳凰文化

   

  弗朗索瓦·浩達(1925-2017)

  當地時間6月6日上午,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朗索瓦·浩達(François Houtart)神父在厄瓜多爾首度基多(San Francisco de Quito)逝世,享年92歲。

  弗朗索瓦·浩達並不為中國知識界所熟知,但卻以數十年如一日為第三世界地區和人民的奔走呼告而擁有崇高的國際地位。著名學者、“活字文化”作者汪暉教授評價他的一生“堪稱二十世紀國際主義的紀念碑”。

  浩達教授1925年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天主教家庭,就讀於比利時梅赫倫神學院(Seminary of Mechelen),1949年祝聖為神父,並先後獲得天主教盧汶大學政治與社會科學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為斯裏蘭卡的佛教。1958-2000年任倫敦大學學院(UCL)教授,並擔任國際宗教社會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主編(1960-1999),1976年在比利時創建非政府組織“三大陸研究中心”(CETRI)。著有《斯裏蘭卡的宗教與意識形態》(Religions and ideology in Sri Lanka,1974)、《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宗教與符號生產》(Religion et modes de production précapitalistes,1992)、《抵抗的全球化》(Mondialisation des Résistances,2002,與薩米爾·阿明合著)等。

  浩達教授生前創立的“三大陸研究中心”官方網站發布了《弗朗西斯·浩達教授訃告》,以下為景成翻譯、周遊校對的版本,感謝活字文化授權發布。

  ▲CETRI官網首頁的訃告

  訃告

  景成丨譯周遊丨校

  弗朗索瓦·浩達教授走了。他在1976年創立並主持“亞非拉三大陸研究中心”(Centre Tricontinental, CETRI)直至2004年。我們在此無比悲傷和沉痛地哀悼。

  從“第三世界主義”(Third-worldism)到“另類全球化”(alter-globalism),從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到創造的生態學(the ecology of creation),弗朗索瓦·浩達曾經是、並將永遠是一位擁護全人類解放事業的重要思想家。對於全世界,尤其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成千上萬的人民而言——無論是國家元首,還是最卑微的失地農民——他都是一個榜樣、一種聲音和一顆拳拳之心。

  比起所有他的作品、他的論文、演講、講座、會議,還有他的世界旅行、他的頭銜、獎項和褒揚,弗朗索瓦·浩達最為人所銘記的,是他的崇高人格。尤其是他的矢志不移、他的朝氣蓬勃和他的有求必應。

  他矢志不移地與所有被壓迫、被孤立和被邊緣化的人們站在一起。他科學地、並且政治地揭示了各種統禦支配的機制,對它們加以譴責,並倡導環境友好的平等主義的社會組織形式予以替代。

  從未衰減的朝氣和永不疲倦的熱情是他的標志。說他從未停止工作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從來不看時間。他從未停止前進。直到他臨終前的幾個小時,他才第一次停下來。

  他的扶危濟困永無窮期,他的樂於助人有口皆碑。從不讓人覺得幹擾了他,時時刻刻都在歡迎、在傾聽、在演講、在投身新的倡議、在為了謀求更多正義的新的鬥爭中。

  弗朗索瓦同樣也是各種社會關系和造就了他的謙遜,也造就了他對自身經曆的清醒覺知的種種社會要素中孕育出的社會學意義上的良心, “如果我生在印度、馬裏或尼加拉瓜的貧苦家庭,我永遠不會擁有這些為我鋪路的社會、文化和象征資源。”這也就是幾年前在一場周年紀念中,他對最親近的人所講的話。然而,他選擇了這樣的道路,比其他人都更加崇高——他選擇了譴責不公正和促進被壓迫者解放的道路。

  伯納德·杜黛米(Bernard Duterme)

  亞非拉三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抵抗的全球化》

  下文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劉健芝副教授為中文版《抵抗的全球化》一書所作的序言。題為《抵抗的全球化:在實踐中思考》。

  文丨劉健芝

  “在旅館吃早餐,我們同桌,他問我從哪兒來,我說,香港。阿明教授很熱切地對我說,那你一定要跟一個組織聯系,該組織總部在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亞洲學者組織,已有二十多年曆史,叫"亞洲交流"。我說,湊巧我是"亞洲交流"的現任主席。阿明教授開懷大笑,然後緊握我的手。”

  每次看到弗朗索瓦·浩達(François Houtart )教授,我總隱約看到他額角上貼的一小塊膠布。2002年,浩達獲邀列席"亞洲交流"(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在吉隆坡召開的會員大會,那是我們初次見面;送行時,我們坐在旅館大廳等出租車來,閑聊間,我問他額角上貼的膠布是怎么回事。浩達摸摸前額,笑說,傷口已經結疤了,只為美觀,才貼上膠布。是怎樣受傷的?他又是一笑,說,每次出去開會,他會帶上兩箱書去展示和售賣,在機場,顧得上拖著兩個箱子,顧不上撞到一根柱子上。

  屈指一算,浩達今年八十三歲了。這位比利時新魯汶(Louvain-la-neuve)天主教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三大洲研究中心"(Tricontinental Centre)的主任,除了講學著書立說,還長期奔走於拉丁美洲、亞洲、歐洲之間。浩達神父是解放神學的知行合一佼佼者,在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斯裏蘭卡、印度,到處都有他的足跡,到處都有他的門生。

  初次與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教授見面,是多年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前秘書長費德裏科·馬約爾(Federico Mayor)在西班牙召集的"民間網絡世界論壇"(UBUNTU: World Forum of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上。在旅館吃早餐,我們同桌,他問我從哪兒來,我說,香港。阿明教授很熱切地對我說,那你一定要跟一個組織聯系,該組織總部在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亞洲學者組織,已有二十多年曆史,叫"亞洲交流"。我說,湊巧我是"亞洲交流"的現任主席。阿明教授開懷大笑,然後緊握我的手。他總是不忘推進民間的思想與行動交流,尤其主張亞洲與非洲加強聯系,認為它們共通之處,是未被帝國主義制度及意識形態全面地深深地腐蝕。阿明教授於一九七三年在非洲成立了CODESRIA,一個積極介入社會實踐的泛非洲學者組織,性質與"亞洲交流"類近。

  兩位當代著名左翼理論家:薩米爾·阿明(右)與弗朗索瓦·浩達

  浩達與阿明這兩位令人尊敬的知識界運動的前輩,在一九九七年成立了"另類實踐世界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分別任秘書長和主席,努力推動對主流制度的批判和分析,對另類理論和實踐的探索和推廣。一九九九年,他們參與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策劃。"世界社會論壇"的前身"另一個達沃斯"(Another Davos),在各國首腦雲集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同時召開,提出不同的聲音;之後幾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在巴西的阿裏格港召開"世界社會論壇",反對"世界經濟論壇"只講強國邏輯、經濟利益,罔顧全球大多數民眾的死活;再後來,"世界社會論壇"在亞非拉輪流召開,每次有十多萬人參加,地區社會論壇也紛紛舉行,是多元開放的平台,讓各家之言碰撞切磋,讓庶民力量顯現激蕩。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浩達與阿明為推進知識分子與民間運動的聯結、交流及對詰,從二○○三年開始,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約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識分子撰文,既介紹和反思各地運動經驗,也尋求思想的彙聚與交鋒。《抵抗的全球化》與一般的學術文集最大不同之處,是有意識地警惕知識界主流的歐美中心的話語體系,試圖建構"亞非拉"視野──不僅由本地學者闡述以亞非拉為主的各地運動的抵抗曆史,而且將歐美與亞非拉緊扣的、複雜的關系展現出來。

  “亞非拉”這個詞,在二十世紀風起雲湧的六十年代盛極一時,對於位處邊緣的力量,“亞非拉”象征著抵抗──抵抗帝國資本主義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認著一種新的能動主體──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國家擺脫被侵略被掠奪的命運,也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突破民族國家的框架,擺脫資本主義的邏輯,尋求全人類的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義的霸權話語中,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橫行的年代,"亞非拉"幾乎就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這個代名詞並非一面反映現實的鏡子,而是一種功能運用:通過對"他者"(亞非拉)的界定來確立中心(歐美)的位置。這種魔法倒果為因:亞非拉因為貧窮,所以需要發展,只有在已發展國家的幫助下,從欠發展狀態走出來,才能造福民眾,共享繁榮安定。

  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冒起成為一般常識的"欠發展"的話語,是資本主義通過不再是戰爭而是貿易達到的新擴張策略,以發展之名不斷制造貧窮。所謂發展,一方面是對和民眾息息相關的大自然進行掠奪和破壞,同時通過種種手段迫使民眾成為發展所需要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又通過推銷發達國家的文化優越性,以產生對"落後地區"的民眾的同一化作用,同時摧毀傳統的文化和社區,瓦解任何尊重生態、注重合作、相互依存以達到相對地自給自足的文化基礎,為漸深漸廣的商品化過程鋪設高速公路。

  這裏,代名詞發揮它的第三個作用:掩蓋同一化所不能消滅或壓抑的所謂"落後地區"民眾的多姿多彩的差異,但恰恰是在特定的、多樣性的生態中生產出的多姿多彩的差異,戳穿了同一化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它本身的貧乏;也恰恰是在悠長的生活曆練中開綻出來的多姿多彩的差異,打開了各種可能性,以超越資本主義的邏輯──"確保同歸於盡"(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代號"瘋狂")。

  的確,資本主義關系的廣度已伸展到全球每個角落,深度則已嵌入到日常生活的深層,把閑暇、信仰、家庭關系各種"私人"范疇通過商品化的手段納入其日益龐大的監察操控之內。當人們的欲望、嗜好、價值觀經不起資本主義制造的匱乏和不公的蠶食,在不知不覺間被收編入資本主義的邏輯中,迷失於對"美國生活方式"的追求,成為物質至上、物欲橫流的社會的生產者和玩物;當社會進步以量化的國民收入和金錢交易為首要指標;當社會生活各個層面被置於經濟至上的權威之下,那么,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文化必然相形見絀,被視為落後低劣。

  因此,對抗帝國主義的掠奪和蠶食,除了傳統的經濟和政治層面的抗爭外,與生活中種種實踐緊扣的文化價值也是激烈爭持的戰場,而實踐總是在具體的關系和制度中,因此,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關系和制度,是抗衡文化價值宰制的關鍵領域,不能約化為可以與"自我"(self:思想行為的結集)完全分割的"外在敵人"。

  也因此,要有效地抵抗歐美中心主義,不能簡單地以本質化的"亞非拉"主體來取代"歐美"主體,即不能簡單地樹立所謂歐美的對立面而自詡為反抗的代表。"歐美"跟"亞非拉"的關系,可說是既愛且恨的關系,不存在簡單的否定;換句話說,就是對"中心"、"進步"、"成功"的既愛且恨的關系。要反思這種矛盾和張力,得從建構、維系"中心"的種種手段所力圖掩蓋的內在矛盾和張力上著手,即要從邊緣位置質疑權力中心的運作,從亞非拉民眾所謂"失敗者"、"戰敗者"的現代曆史經驗,批判歐美所謂"成功"經驗的血腥不仁,拒絕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帶著這種視野來細看亞非拉被殖民的曆史,就會看到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所詳列的史實所昭示的境況──拉丁美洲的血管被殖民者切開,至今,血仍在汩汩流出。今天,資本主義許諾的發達國家帶領欠發達國家逐步前進的神話,在亞非拉廣大的貧困、戰亂、死亡的土地上,成為極其殘酷的反諷。在科技如此"昌明"的年代,在資金、商品、勞動力、生產資料全部"過剩"的年代,年複一年,日複一日,每天超過三萬兒童因貧病死去,全球超過一億人活在赤貧的生死線上。

  只要我們不把這個數字看成是一個數字,只要我們直面數字後面一個又一個孩子、一個又一個家庭的苦難掙紮,只要我們把這些死亡貧困與亞非拉幾百年來延續至今未息的被掠奪殘害的曆史扣連起來,我們便無法欣賞資本主義的神話,無法接受歐美中心主義的各種詭辯,無法稱慶亞非拉部分國家的少數人群得以躋身中產階級享受小康生活以及極少數人得以大富大貴、奢華揮霍。是的,如果我們不讓心靈被殖民化,那么,我們就能看到殖民者並沒有披上華貴的新衣,而是赤條條地站在搶掠來的財富堆上,貪婪地繼續搶掠。

  今天,資本主義三大危機──生態危機、糧食危機、金融危機──同時爆發。資本主義廣度深度的不斷擴張,打造了一環又一環的重重相互牽制又相互促進的網絡,把自我、社會和自然不斷卷進去,成為其擴張的力量;正是這樣的邏輯,炮制了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繼續運作,只能讓危機越演越烈,受害者卻首先是貧苦大眾,不僅是亞非拉的絕大多數民眾,也包括歐美日增的底層。

  無論是濟燃眉之急或是解人類滅亡之憂,都需要提出有效的另類選擇: 既要對資本主義幾百年來的曆史和現況做深刻的批判,也要對百多年來試圖突破資本主義體制的各種嘗試──包括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做回顧反思;同時,建基在多姿多彩的另類實踐上,提出在地的另類方案以及全面的合作方案。這,正是每年彙聚在"世界社會論壇"的十多萬人的期望,也是"另類實踐世界論壇"的努力所在。

  在抗衡歐美中心時,"亞非拉"不是單一的運動。正如墨西哥薩帕塔原住民運動的口號:

  "我們的世界容納多個世界並存。"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不是簡單地倒轉資本主義權力世界,由另外的一個或多個權力中心取而代之,而是要開辟新的人類社會的關系,新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如切·格瓦拉所說,要"打造新人"。

  另類選擇,是要建構自我塑造的新人民的運動,要擺脫代號"瘋狂"的欲望,要尊重多姿多彩的差異,既紮根特定的本土,又相互交流扶持,抗衡無邊欲望對自我、社會和自然的不斷侵蝕。尊重差異,就是尊重有不同的世界存在,尊重有不同的界限存在;這不表示執著於封閉的、僵化的、靜止的界限,而是讓不同的思想、行為、習慣所界定的界限,在相遇、互動、互通中產生變的力量,自我塑造走向新人民的運動。因為,界限從來都是在動態狀況中互相界定、交流、碰撞以至轉化的關系;不管誰企圖通過僵硬的制度或嚴厲的規管,也不能否定界限的動的狀態及其中蘊含的變的力量。對界限的尊重,是讓無邊欲望失去用力點,但卻讓差異在相遇中發生作用。界限是讓變的力量得以生成的條件。

  因此,抵抗的全球化,不是尋求建立另一個中心來對抗歐美中心,不是追求消除差異以求把所有力量統一起來,而是孕育在地行動的多樣性的生命力,促進新人民運動塑造眾多不同的道路。

  實踐不離思考,思考伴隨實踐。《抵抗的全球化》這本五十萬字的文集,正是二十一世紀初這個過程的一個標記。

  我期待著這本中文文集跑進浩達的箱子裏,伴著他遊走亞非拉。

  (《抵抗的全球化》,劉健芝等編,人民文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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