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亞北部海岸的帕泰島(Pate Island)上，有一些膚色較淺、有著中國人相貌特征的非洲人，那里還有古代中國瓷器的碎片，甚至還有一個名為“新尚加”(New Shanga)的地方。這些似乎都印證了當地的一個故事，15世紀的中國探險家鄭和的船隊中遭遇事故的水手們在這個島上定居下來，比哥倫布(Columbus)登上美國土地要早很多年。
不管在肯尼亞是否存在這位中國偉大航海家的船員的后裔，有記錄顯示，500多年前，曾有大型船只抵達非洲東海岸，用中國的珍寶交換了象牙、鴕鳥和斑馬等異域奇珍。實際上，中非交往可能有著悠久的歷史，上世紀60年代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通過反殖民團結和工程建設，中非關系得以鞏固，特別是長達1860公里的連接贊比亞與坦桑尼亞海岸的坦贊鐵路。
然而，過去15年，中國國有企業、政治領導人、外交人士和企業家與非洲接觸的程度，讓之前中非幾百年的關系相形見絀。
中非關系（一部分是自發的，還有一部分是中國政府精心推動的結果）正改變整個非洲大陸的商業和地緣政治重心。很多西方政府幾乎放棄了這塊大陸。歐洲和美國把非洲視為一個令人擔憂的不穩定、移民和恐怖主義的來源——當然這里還有寶貴的礦產。而中國看到了機會。非洲擁有石油、銅、鈷和鐵礦石。它為中國制造商和建筑公司提供了市場。或許人們最沒有領悟到的是，它是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一個未來可能很有用的工具。
英格蘭東薩塞克斯郡的崛起力量及全球發展中心(Centre for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的主任Jing Gu表示：“有54個非洲（國家做）朋友對于中國非常重要。”她把中國與非洲各國政府基本良好的關系和中國與鄰國（從日本到越南）的緊張關系進行了對比。
包括一些非洲人在內的很多人，對被他們視為新殖民主義掠地的行為心存疑慮——代表中國政府的公司在這里開采礦產，作為建設基礎設施和提供融資（這些將讓當地政府欠下巨額債務）的回報。中國公司在非洲的行為通常算不上典范，與西方公司一樣。對于中國公司聘用當地人很少、不善待聘用的當地人和對環境的漠視，外界的擔憂是合理的。
然而，他們也不情愿地意識到，中國基本上讓非洲得到了好處，在非洲開設業務的中國公司也吸取了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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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與非洲的交往比外界通常看到的更加多層次。Jing Gu表示，中國已把非洲幾乎當成了其不斷壯大的國際雄心的試驗場——無論是通過維和行動，還是公路、港口、鐵路的建設，后者旨在通過一條新絲綢之路(Silk Road)將大片發展中世界與這個中央王國(Middle Kingdom)捆在一起。
《中國的第二塊大陸》(China’s Second Continent)一書的作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也贊同上述看法。該書記錄了定居非洲的約100萬中國創業者的經歷。“非洲是中國可在非常低風險的環境下進行各種嘗試的一片天地，”他說，“非洲一直是各種理念的試驗場，只是現在具有了大得多的規模和戰略意義。”
一些數據可以說明這種轉變。2000年，中非貿易額僅有區區100億美元。根據位于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的“中非研究倡議”(China-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的數據，截至2014年，這一數字已擴大20倍，達2200億美元——盡管由于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后來又有所回落。同一時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已從僅為美國的2%上升至55%，且每年新增投資數以十億美元計。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的一項研究顯示，在非洲獲得的全部貸款中，約六分之一來自中國。
當然，吸引中國的是非洲豐富的資源：安哥拉、尼日利亞、蘇丹的石油；贊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銅；納米比亞的鈾。
最近幾月，中國企業似乎在努力壟斷鈷市場，斥資數十億美元在全球最大鈷生產國剛果收購礦企股份。鈷是生產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原料。從利比亞、贊比亞到加納、莫桑比克，中國企業以肆無忌憚地攫取資源而聞名——無論是原始森林木材、石油、黃金，還是非法獲取的象牙。
然而，不斷發展的中非關系已經遠遠超出了大宗商品交易。埃塞俄比亞是中國在非洲投資的首選目的地之一。這個擁有1億人口但資源貧乏的國家正在推行中國式國家主導的發展道路。埃塞俄比亞沒什么令中國感興趣的資源，除了其戰略位置和潛力巨大的市場——如果該國過去15年的快速增長能夠持續的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表示，自2000年以來，埃塞俄比亞一直是中國對非貸款的第二大接收國，該國的水壩、公路、鐵路和制造業工廠獲得了逾123億美元融資。這一數字比中國向石油豐富的蘇丹和礦產豐富的剛果提供貸款額的兩倍還多。實際上，美國對非直接投資流向礦業的比例高于中國，美國為66%，而中國為28%。
中非關系在其他領域也發展迅猛。北京方面在非洲各國首都設有52個外交代表機構，而華盛頓只有49個。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五大常任理事國中，中國在非洲的維和部隊最多，在剛果、利比里亞、馬里、蘇丹及南蘇丹部署了2000多名維和人員。
從非洲的角度來看，雖然中國帶來一定的風險，但中方在資金和工程師方面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更重要的是，中國給非洲帶來了選擇權。這受到了非洲各國政府的歡迎，因為幾十年來，非洲國家一直被卡在與外部捐贈國之間好處不多的關系中，后者雖然帶來了數十億美元援助，但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帶來了被許多非洲國家視為頤指氣使的華盛頓共識——一套基于市場的發展和改革主張。
“中國的到來很大程度地改變了這種捐助國與接收國的敘事，”贊比亞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說，他在2009年出版的《致命援助》(Dead Aid)一書中對非洲與歐洲和美國之間以援助為基礎的關系提出了質疑。“非洲各國需要貿易，也需要投資。只要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印度、土耳其、俄羅斯或巴西——能為非洲帶來新的貿易和投資機會，這都是好消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所長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將中國新近對非洲的熱情投入稱為“非洲在這一代人經歷的最重要發展”。
他表示，北京可以幫助改變非洲大陸的面貌。“他們知道如何建設大型項目，”他說，指的是中國企業正在非洲哪怕最鮮為人知的角落修建的水壩、港口、機場、鐵路、電信網絡及道路。“他們知道如何完成這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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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非洲，下至街頭民眾、上至當權者都有同感。中國政府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官方政策，使其成為對非洲各國領導人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從安哥拉到津巴布韋，這些國家已經受夠了前殖民強國關于人權或民主的說教。
2016年，民調機構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對36個非洲國家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63%的非洲人認為中國的影響力“有幾分”或“非常”積極。在被問及哪些國家為非洲提供了最佳的發展模式時，30%的受訪者稱美國，24%選擇了中國，美中兩國分列第一和第二。然而，也存在對中國影響力不斷擴大的擔憂。“我認為中國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非洲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肯尼亞法學院(Kenya School of Law)院長帕特里克?洛克·奧蒂恩諾·盧蒙巴(PLO Lumumba)說，“中國想要的是控制權。中國希望成為世界強國。”非洲各國政府欠中國太多債務，以至于它們將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受制于北京，他補充道。
以筆名“Gado”著稱的漫畫家戈弗雷·姆瓦姆彭布瓦(Godfrey Mwampembwa)也持類似觀點，他的政治諷刺漫畫在非洲各地的媒體上都有刊發。“還是老生常談的故事：現在是中國人來征服非洲，但非洲從中得到了什么呢？”在他的一幅漫畫作品中，被刻畫成小矮人的非洲各國領導人排隊與高大的中國領導人握手。漫畫配字為：“我們是平等的伙伴(We are equal partners)。”
上月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肯尼亞總統烏呼魯?肯雅塔(Uhuru Kenyatta)表達了對非洲遭遇對華貿易逆差的擔憂。肯雅塔利用中國提供的巨額資金和工程技術在國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他說，北京方面“正開始意識到，如果他們的雙贏戰略要取得成效，那這不得不意味著，像非洲對中國開放一樣，中國也必須向非洲開放。”
傅好文表示，非洲人對中國的看法“仍然正面，但并不像以前那么強烈”。人們歡迎基礎設施，他說。但他們堅持要求本國政府不應充當冤大頭，無論是超額支付、接受劣質工程，還是允許中國企業全部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和材料。他表示，非洲人普遍對腐敗政府為留出回扣而虛抬項目價格感到不滿——比如本月通車的耗資40億美元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Mombasa-Nairobi railway)所受指責。
然而，比起批評人士所言，中國企業已更加注意協調此類問題，他補充道。十年前，他們認為只與政府打交道就足夠了。現在，他們意識到，還需要在當地技能、環境等問題上與公民社會、國際非政府組織打交道。
中國企業喜歡外界注意到它們在轉移技能。華為(Huawei)全球收入的15%來自非洲，該公司在位于安哥拉、剛果、埃及、肯尼亞、摩洛哥、尼日利亞及南非的中心每年培訓1.2萬名學生學習電信技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表示，在中國投資的工程中，80%的工人是非洲人，即便許多人從事挖溝等低技能工作。
“我對中國人非常贊賞，”傅好文說，“他們表現出了很強的快速學習的能力——從幾乎一無所知到成為非常高水平的參與者。”
崛起力量及全球發展中心的Jing Gu表示，中國希望中非關系被看作互惠互利。“中國正在積極推行一項非洲工業化戰略，”她補充道，“中國希望在未來10年把低工資的加工制造業轉移到非洲。”
Jing Gu說，對于非洲各國政府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要掌控好與西方以及與中國的關系。這意味著要設定優先順序，確保技能轉移，并根據本國的條件與外國合作伙伴談判。“這取決于非洲人自己。他們需要弄清楚誰能扮演什么角色，”她說，“這不是局外人能決定的。”
進軍非洲：一場對國家資金的爭奪
不斷發展的中非關系并非整體一塊，而是由各有不同議程的眾多參與者推進。一邊是54個非洲國家，另一邊是眾多中資銀行、國有企業、省級政府、民營企業及個人。
“當你從整體上觀察中國正在做什么時，你看到的是混亂，而非一致性，”華裔學者裴敏欣(Minxin Pei)說，他不認為中國對非洲有宏大的戰略。
研究中國在非項目的專家烏韋·維森巴赫(Uwe Wissenbach)也對北京方面擁有“總體規劃”的觀點持不同看法。他表示，修建40億美元的連接蒙巴薩和內羅畢的鐵路是肯尼亞提出的想法，而非中國。即使這條鐵路可能延伸至烏干達、甚至盧旺達，但這并不是北京方面連接東非的戰略。相反，這是國有的中國路橋工程公司(China Road and Bridge Corporation)為獲得一份利潤豐厚的合同而進行的一次機會主義投標，他說。
缺少全面戰略并不意味著沒有國家的影響。中國領導人一直積極拉攏非洲各國政府。2015年，盡管大宗商品價格低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是承諾未來3年向非洲項目投入600億美元。中國政府一直在鼓勵國內企業——許多在國內擁有大量過剩產能——到非洲拿合同。“當中國政府說：‘這里是新的邊疆；利潤豐厚，你們應該過去，’然后人們就真的去了，”維森巴赫說。中國政府的政策指令伴隨的是低成本融資和隱性的國家擔保——以防非洲各國政府在貸款上違約。
他認為，與其說是中國政府在切分世界，不如說各國在爭搶中國政府資金。“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戰略性的，但也是非常機會主義的。”
英國《金融時報》 戴維.皮林 譯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