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小星

　　[“三星集團著手解體未來戰略室，這個措施將有利於各個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獨立決策，我們也將走一條三星集團曆史上從來沒有走過的路。”]

　　[此後的8月25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就三星掌門人李在鎔賄賂案做出一審判決，法院判處李在鎔有期徒刑五年。]

　　面對法官，李在鎔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在韓國檢方提出量刑有期徒刑12年時，一向表現沉穩的三星掌門人李在鎔哽咽了，表示“如果無法解決眼前的不信任與誤解，那么我作為三星的掌門人也沒有任何意義”。

　　此後的8月25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就三星掌門人李在鎔賄賂案做出一審判決，法院判處李在鎔有期徒刑五年，除了沒有采納李在鎔在與樸槿惠的會面中尋求過幫助，並在行賄的規模上有所調整之外，基本認定了檢方的所有指控：行賄、貪汙、向海外轉移資產、隱瞞犯罪所得、向國會作偽證。

　　與此同時，輿論對於三星集團的關注也在不斷提升，作為韓國乃至全球大型科技企業，“後李在鎔時代”的三星將何去何從，也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焦點。

　　韓國財閥的“3·5法則”

　　韓國法律界人士金成模(音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李在鎔的五項罪名中，行賄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行賄罪的認定與否，直接決定了其他罪名的成立與否，“畢竟，無論是轉移資產還是隱瞞所得，都需要首先由受賄的事實來支撐。”

　　“在本案中，最直接的爭議點在於：李在鎔是否為了獲利的目的提供賄賂，以及送給崔順實的賄賂是否到了樸槿惠手中，一審的判決文件中，就有13頁專門談及這個部分;而法院則是將這兩點檢方指控全部給予認可，並在判決文件上特別注明：從此前的證言及證據來看，樸槿惠及崔順實之間存在牢固的‘經濟共同體’毋庸置疑。”金成模說。

　　金成模還告訴記者，針對三星集團內部正在進行的股權結構改革，一審認定其目的為“有助於李在鎔獲得以三星電子為首的集團及其子公司的掌控力”。

　　因此，在金成模看來，本次判決基本認定了李在鎔賄賂的事實，並確定了本案“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的不道德勾結”的性質，“可以說，對於檢方來講，雖然在一些細節上有所遺憾，不過總體來看，一審審判是檢方的判定勝。”

　　不過，在另一位長期從事財閥研究的韓國金融界人士朱鎮亨(音譯)看來，“這場審判的實質，仍然體現的是韓國財閥和司法權力之間的勾結”。

　　此前朱鎮亨擔任韓國某證券公司代表時，曾出面反對三星物產及第一毛織之間的合並案，而該合並案被稱為“李在鎔繼承三星帝國的最重要一環”。

　　朱鎮亨認為，該合並案“通過低估三星物產價值，以刻意損害其他股東的利益的方式謀取私利”。

　　“在李在鎔繼承權力的過程中，三星物產及第一毛織的合並案中，韓國國民年金(記者注：國家養老金基金)最終投出的贊成票，可以說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對於檢方認定的李在鎔曾以賄賂換取政府對於繼承的支持的主張，一審法院卻給出了‘雖然李在鎔賄賂了樸槿惠、崔順實勢力，但目的上無法認定為私利’的判斷，這也大大影響了判決結果。”朱鎮亨指出。

　　朱鎮亨認為：“在眾所周知三星集團的實際掌門人為李健熙家族的情況下，可以說法院作出的如上判決違背常理，獨具‘創意性’，一方面法院在判決文件中提及‘不當勾結’，這個判決也在側面表示出經濟權力和司法權力之間的不當勾結”。

　　另外，朱鎮亨還提及在韓國坊間廣為流傳的“3·5法則”，借此表示韓國民眾對於財閥屢次躲避刑罰的不滿：即一般情況下，牽涉大型財閥的賄賂案，一審一般會判決有期徒刑五年，此後在二審、三審再以各種理由降低刑期至三年以下，最終以“緩刑”結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審判決出爐以後，三星方和檢方幾乎同時表示對判決的不滿，並先後提起上訴。

　　在審判結束後，三星方律師向包括第一財經記者在內的記者發送消息稱，“我方堅定認為所有的被告人全部無罪，因此無法認可法院所作的判決”，並表示將立刻上訴，全力准備二審審判;而檢方也通過正式材料，表示認為法院的判決過輕，“不符合法律及常規”，因此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韓國大型財閥中判刑最久的財閥為大宇集團前會長金宇中，檢方量刑有期徒刑15年，最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這也為大宇集團走向衰亡提供了重要原因;而三星前任掌門人李健熙曾被檢方量刑有期徒刑7年，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期5年執行。

　　但2009年年末，時任總統李明博基於“國家利益”宣布特赦李健熙，稱擔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他能夠幫助平昌申辦冬奧會;而這也是韓國曆史上，首度針對單人進行赦免。

　　雙面李在鎔

　　“在三星內部有這么一個傳聞：李在鎔的汽車後廂中，有許多部三星Galaxy旗艦款智能手機，當遇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時候，會借此來宣傳自家手機。”一位消息靈通的韓國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道，“不過這原本只是一則傳聞，直到那件事情的發生。”

　　那是在一場家族活動中，當一名記者意欲采訪李在鎔之時，李在鎔發現了一些端倪，開玩笑道：“如果你拿的是三星手機，我就樂意接受采訪了。”而此時記者手中正拿著LG智能機。還未等記者回話，李在鎔就走到私家車面前，從箱子裏拿出一部三星旗艦款手機送給該記者。此後“Galaxy宣傳大使”的名聲不脛而走。

　　事實上，在“Galaxy宣傳大使”之外，李在鎔有個更為深刻的印象留給韓國民眾，即“含著金湯匙出生”。

　　李在鎔出生於1968年，父親是韓國首富、三星集團的掌門人李健熙，母親是韓國大型傳媒企業《中央日報》會長的女兒洪羅喜;而作為家中的獨子，李在鎔也早早被當作接班人重點培養，在韓國知名學府國立首爾大學畢業以後，李在鎔被送往日本、美國留學。

　　2001年，李在鎔正式回歸三星，並開始在集團內擔任一些要職;在之後的十幾年裏，他極少在媒體面前曝光，輾轉於多個崗位。而有人評價說，與父親李健熙的“帝王范兒”不同，李在鎔性格溫和，並吸收了來自西方的知識，更具備一些“書生氣”;而李在鎔在大學時期，以及工作後所表現出的“平易近人”也成為李在鎔最重要的標簽之一。

　　而一場意外事故，使得李在鎔提前走到了公眾的視線當中——2014年5月，72歲的李健熙因突發心肌梗塞住院，一直昏迷至今。

　　“在韓國的財閥體系之下，最大的特點便是有一個堅固的精神領袖;而正如國際集團一般(1970年代韓國十大財閥之一)，精神領袖的崩潰，很有可能就成為一個集團開始崩塌的始發點;因此，集團的權力交接，也是整個財閥運營過程中，最敏感的一個部分。”長期研究韓國經濟體制的韓國高麗大學政經學院教授李國憲解釋道。

　　李在鎔一直以來的“低調做人”，為其帶來不少的聲譽：例如，有媒體曾拍到李在鎔為了參加朋友的婚禮，不帶隨從獨自出門，甚至目擊到獨自乘坐經濟艙航班;而李在鎔的大學同學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證言：“曾經和李在鎔一同在家中煮泡面，當時除了感覺李在鎔應該是家庭背景不錯之外，倒沒有其他異樣;知道李在鎔是三星接班人，還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在鎔掌控下的三星，面臨著多重危機：一方面，自2014年以來，三星曾面臨多個季度的利潤率下滑以及來自競爭對手的猛烈追趕;而另一方面，以GalaxyNote7爆炸事件為契機，三星電子也面臨著信任危機。

　　在壓力與欲望裹挾下的李在鎔在公眾面前的“曝光度”逐漸增加，有關李在鎔的負面消息及評價也逐漸增多。此前，韓國媒體曾曝光李在鎔的兒子今年1月以單親家庭子女為由，作為“社會關懷對象”通過泳熏國際中學入學考核;但這一事實引發爭議後，最終其選擇退學，並在次日發表道歉書。

　　而其“繼承權事件”更是引起軒然大波。根據三星前法務組長金勇澈曾在《三星內幕：揭開三星第一的真相》中的陳述，三星從1994年開始啟動“經營權繼承計劃”，協助李在鎔接棒三星集團。據當地法律，針對高額財產的繼承人，韓國將收取高昂的遺產稅。在該計劃的精心設計之下，李在鎔可以避免交付高達50%的繼承稅，並繳納最少的稅款，控制整個三星帝國。

　　外界人士分析認為，父親的突然倒下使得李在鎔不得不選擇倉促之間完成接班“大計”，最終不僅未能與財閥的弊病訣別，反而選擇參與到“財閥與政治權力”間的不正當交易當中。

　　誰在運營三星

　　對於在三星集團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工作的普通員工金先生來講，今年2月底的一封郵件，讓他感覺到了“變天了”。

　　這一天，三星通過公司郵件正式對員工宣布：為了履行在國會聽證會上所做出的承諾，確定將在近期著手解散三星集團內部的未來戰略室。

　　“雖然在此前，從電視裏已經聽說李在鎔及三星集團涉嫌‘閨蜜幹政’醜聞的消息;不過，直到看到這封郵件，才意識到真的要有大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說說而已了。”金先生回憶道。

　　而對於許多的三星員工來講，未來戰略室的解散，意味著小到原定於早6點半的高管上班時間，大到三星集團內部的決策方式以及人事調動，都可能因此發生變化。

　　公開資料顯示，三星集團的未來戰略室前身是由1959年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成立的“秘書室”，起初，該部門只有20餘人，主要幫助會長處理日常事務。

　　李國憲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事實上，韓國第一代財閥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由創始人家屬或掌門人對企業掌握絕對的決策權，並依靠掌門人的‘靈感’來經營企業;而三星作為一家多元化經營的公司，其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李秉喆認為需要一個強大的參謀組織作為內部的協調者，收集信息後做出企劃和調整;在如此背景下，秘書室的功能開始被強化。”

　　在此影響下，李秉喆開始把所有的日常事務交給下屬，自己只做戰略性的決策，而這一理念被李健熙接受，並得到進一步發展;截至1980年代，三星秘書室已經被稱為“運作韓國經濟的中樞機構之一”，並成為了李健熙推進“新經營戰略”的重要方式之一。

　　此後秘書處曾經曆了多次組織變動，於2010年更名為“未來戰略室”，該機構雖然不屬於三星集團旗下任何一個子公司，但這個被三星員工簡稱為“由室掌權，子公司掌財”的系統延續至今，三星各子公司的設計方案、分配資源和調整業務均由“未來戰略室”負責，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權體制。

　　“可以說，三星的未來戰略室，就是三星集團，乃至每個‘三星人’的‘大腦’，並為掌門人能夠專心做‘大決策’立下了汗馬功勞。”李國憲說。

　　而未來戰略室的解散，則意味著三星正在加速“立藩”，將權力下放到各個子公司，來實現平穩運營的目的。

　　此前，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三星集團高管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三星集團著手解體未來戰略室的背後，與李在鎔本人認為‘承諾的事情應該盡快兌現’的意志有很大關聯。相信這個措施將有利於各個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獨立決策，我們也將走一條三星集團曆史上從來沒有走過的路。”

　　而上述在三星工作的金先生也有類似的感受：“雖然說，我的級別不可能直接接觸到李在鎔。不過的確可以看到的是，三星集團的許多決策逐漸由集團轉向由各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決策的比例明顯提高。”

　　韓國政治分析家趙尚熙認為，三星將逐步形成由各大子公司、業務負責人進行日常運作經營，並由李在鎔在獄中進行協調和大型項目的決定的體系。

　　“事實上，即便是在今年2月李在鎔被逮捕以後，諸如追加投資等大事件，仍然是向李在鎔親自報告並作出決策;而在韓國的各大財閥當中，這種‘獄中經營’並不罕見。”趙尚熙說。

　　趙尚熙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特別是在三星宣布關閉未來戰略室的情況下，若三星仍如其他財閥一樣，設置獨立決策機構，則很有可能招致輿論‘複活未來戰略室’的批判，這顯然對於即將面臨的審判是不利的;因此，三星將會選擇加強李在鎔的‘獄中經營’的同時，試圖向各大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放權，擴大經營自主權。”

　　前述三星高管承認：“因受到李在鎔被逮捕的影響，現階段雖然公司仍在正常運作，工作有條不紊地正在進行，但有關人事招聘、企業並購等戰略性的決策上，不可否認受到了一定影響。”並表示“特別是近年來蘋果、穀歌(微博)等大型巨頭動作頻頻，通過不斷擴張業務范圍以擴大生態圈;而即便是李在鎔在獄中做出決策，在決策體系沒有整頓的情況下，相較於正常情況，局限性仍然很大”。

　　審判“舊財閥”

　　“我認為，李在鎔獲刑對三星的負面影響，甚至低於Note7(對其的負面影響)。”家電業觀察家劉步塵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認為，三星是一家基於現代企業管理機制之上的家族企業，企業的運轉更多靠的是機制而非個人影響力。

　　而在公司層面之外，李國憲教授則從長期的角度上，擔憂三星李在鎔案對於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考慮到韓國的中小企業，主要是依靠加入大型財閥的產業鏈生存的現實，而三星早已成為了韓國的標志性企業，三星的危機，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更應該考慮對於韓國經濟帶來的就業、國家信用度等無形中、間接性的傷害。”李國憲教授說。

　　截至2016年6月，三星集團旗下在韓國境內共設有59個子公司，其中有15個公司已經上市;而其中之一的三星電子，更是占據了全韓上市公司市值的榜首。

　　據韓國首爾交易所的統計數據，全韓十大集團所有上市企業的市值總額為714.3320萬億韓元，其中三星集團一家就達到352.1560萬億韓元，遠遠超出第二名現代汽車集團的104.5941萬億韓元，占據了“半壁江山”。

　　而不僅是KOSPI指數，在原本為了分擔風險而設立的、由韓國200大企業構成的KOSPI200股指期權指數則直接演變成為“跟著三星電子的股價走”。

　　有業界人士分析，在KOSPI200指數的總市值1100萬億韓元中，三星電子一家就占據了220萬億韓元，占近20%;在此情況之下，這位業界人士不無擔憂地分析：占有三星電子近四成股份的外國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利用其信息和投資技巧上的優勢，通過運用原本為了“分擔風險”的期貨交易的買賣期貨選擇權的方式，將占有主導性的優勢。

　　“雖然這些機構和外國投資者，無法直接操縱KOSPI200期貨指數，但是完全可以通過操縱三星電子的股價，而達到其預期的目的;這也無形中為韓國股市的不穩定性增加了一個因素，在此過程中，最後敗北的很有可能就是散戶。”上述業界人士補充道。

　　朱鎮亨則表示：“事實上，本次審判的意義在於，不僅僅應該成為針對李在鎔或三星集團的審判，更應該成為對於舊財閥體系，成為‘積弊清算’始發點的一場審判。”

　　“我們應該明確：財閥家族僅持有少數股份，卻通過複雜的股權結構，以及對於法律的‘鑽空’，實現對企業無孔不入的控制和對企業領導職務世襲式的占有，這種模式嚴重違背民主原則和商業精神。”朱鎮亨表示。

　　朱鎮亨認為“後李在鎔時代的三星的去向，並不應該由三星判斷，而是應該由市場來做出判斷”，並舉例稱三星電子在首爾股票交易所的股價並沒有因為此前李在鎔的被逮捕，而發生大幅度的跌落，相反三星電子的股價總體上仍然保持穩定上漲的態勢，每股股價一度突破230萬韓元，再創曆史新高。

　　他引用《華盛頓郵報》對於三星的批判：“三星的影響近乎可以與政府匹敵”。他表示，“文在寅政府上任時最主要的承諾，便是‘清算積弊’，改革國家;而如果無法就財閥進行改革，切斷數十年來持續的財閥與政治權力間的聯系，則韓國的改革也將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