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新华社快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经大会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投票结果发布现场。记者邢宝华摄
今年60岁的易纲，在央行工作逾20年，担任央行副行长业已十年。上世纪80年代，易纲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而后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并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997年易纲进入央行，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等，2007年升任副行长。2014年易纲又添新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还在2009年至2016年间担任外汇局局长。2016年至今，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周小川曾介绍易纲在央行“负责各项工作”。
易纲个人简介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期间：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4年4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2]
2016年1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新任央行行长易纲：“我就回答三个问题”
3月19日上午10:20，刚刚当选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被中外记者们“围追”。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同样言简意赅又满怀诚意。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易纲对记者表达了自己当选后的心情。
第二个问题，第一财经记者问到：“当选之后，最紧要的任务是什么?”易纲回应，主要任务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此外，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让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议程。（每经）
周小川对继任者早有暗示
易纲“接棒”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并不令外界意外。实际上，早在两三年前，易纲已在央行内部负责各项工作，位列央行四位副行长之首。
新闻配图
易纲的这一特殊地位，在2016年两会期间的央行记者会上，从周小川口中就可窥知一二。彼时开场时，周小川对易纲的介绍是“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而对其他副行长的工作介绍则是“分管”某项工作。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
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更具挑战的是，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易纲所面临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急迫。
学者派官员 央行工作二十载
易纲的留学履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有评论称，新三届以平均仅有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了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而易纲所在的北大经济系77级，更是汇集了后来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一人。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货币银行学》是我当年上大学时唯一一本不用死记硬背的教科书，易纲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将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简单，才见学者的真正’功力’。”北京一位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要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
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的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同年，易纲还写了一篇名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的分析文章，彼时他就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出了担忧，并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
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
新行长易纲上任后面临三大挑战
1、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易纲对央行的使命和挑战最熟悉不过，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不过，年过60的易纲，在未来5年所要面对的中国央行，仍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打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
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会”)，强化了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金稳会的办公室设在央行，也说明未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金稳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落脚到央行，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宏观调控手段。
易纲去年曾在“十九大”期间表示，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积极稳妥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着力建立金融宏观审慎框架。
宏观审慎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金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扩张，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目前纳入MPA季度考核的只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但一央行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未来会适时将券商、基金、保险、甚至是大型互联网金融机构纳入MPA考核范围内，强化资本约束。
除了MPA考核外，未来央行还将统领对资管业务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而实现这些监管的基础，都是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之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此前就表示，金融业综合统计旨在实现对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全流程、全链条动态统计监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资金流量统计;货币信贷统计和分业机构监管统计;服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统计，包括交叉性金融产品统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金融控股公司统计、互联网金融统计等。
2、货币政策调控的新考验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各国央行的法定职责。也因此，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货币政策调控也成为考验各国央行的永恒挑战。
易纲在今年年初执笔的《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就坦言，“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易纲对于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出了四个“药方”：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央行要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3、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小川的未竟之命，也是易纲在任内需要继续主推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推动人民币汇改的议题上，易纲的态度始终如一——“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强，央行也已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人民币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只差“临门一脚”，易纲在担任央行行长任内，有望实现十余年漫漫汇改路的终极目标。
不过，正如前国家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所说，从外汇角度讲，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除了大家一般关注的改进汇率调控，优化中间价报价机制，扩大汇率波幅，增加汇率弹性外，还应该包括发展外汇市场、放松外汇管制的内容。只有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减少外汇管制，通过增加不同风险偏好的外汇交易主体、放松交易的实需限制、丰富外汇交易产品等，才能够真正释放市场活力，确立市场机构在外汇交易、价格发现中的主体地位。
因此，搞活外汇市场，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孙璐璐）
中国央行迎来首位“海归”掌门人 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提名易纲担任中国央行新行长，市场猜测已久的中国央行新一任行长终于尘埃落定。此前市场曾有传言，易纲的海外经历不利于易纲接班央行，现在看来这一传言完全低估了本届政府的开明和自信。通过与之前的中国央行行长、美国新任美联储主席相比，我们认为以下信息值得关注：
首任“海龟”央行行长
易行长之前的历任行长，均为纯国内教育背景：周小川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戴相龙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朱镕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易行长是首位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曾在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
此次认命易纲为中国央行行长，表现了中国政府的更加开明、更加自信，不拘一格降人才。此前市场曾有传言，易纲的海外经历不利于易纲接班央行，现在看来这一传言完全低估了本届政府的开明和自信。
在中国步入“新时代”、国际“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特殊背景下，“海龟”行长具有特殊的意义：这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央行行长的国际视野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有利于中国抓住美国全球化倒退的历史机遇，也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的共同发展。
上任时并非中央委员
回顾历任央行行长，陈慕华上任前为政治局候补、国务委员，李贵鲜上任前为国务委员、中央委员，朱镕基上任前为副总理、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戴相龙上任前为中央候补委员，周小川上任前为中央委员;也就是除戴相龙外，近三十多年来的央行行长上任前均至少中央委员。
易行长目前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戴相龙相同;如果只比较央行历任行长，中央候补委员接任央行行长确有先例，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是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同样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从央行与银监会、证监会的对比看，央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银监会、证监会并非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从近几年的权力重构看，央行的权力在逐步提高，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看，剥离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审慎监管制度的拟定权到央行，央行的权力空前，易行长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到中央委员几乎是必然。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于2017年10月发布，易纲当时并未成为中央委员，而就在仅仅半年之后，易纲成为央行行长。
市场之前猜测的新任央行行长热门人选，除易纲外，主要包括刘鹤、郭树清、蒋超良、谢伏瞻等，均为十九届中央委员，此次易纲以中央候补委员上任，央行行长的决策过程确实多少超出了市场预期。
周行长的老搭档，央行政策有望保持平稳延续
周小川行长在2016年“两会”时期曾表示“易纲副行长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这是易纲被市场认为有望接班周小川的重要信息。
周小川的央行行长任期为2002-2018年，易纲担任央行副行长的任期为2007-2018年，且在2002-2003年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2004-2007年任央行行长助理，两位新旧行长在央行的经历高度重合。
易纲接任央行行长，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地，“紧货币+严监管”担忧有望减轻。此前市场曾担忧，新任央行行长的货币政策将是“紧货币+严监管”，目前看这种担忧可以告一段落。
易行长作为周小川行长的老搭档，长期主管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非常熟悉周行长时期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如何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早已轻车熟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有望保持平稳延续，
前后脚换届的中美新行长对比
2018年3月，易纲上任中国央行行长，就在一个月前的2018年2月，鲍威尔上任美联储主席，中、美两个大国央行行长均实现新老更替。在“中美新一轮国运交锋博弈”的时代背景下，对比两国央行行长的异同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角度。
从学术经历看，鲍威尔是政治学学士、法学博士，最早的从业经历是律师，之后在投行、并购等领域工作，是非经济学科班出身、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实践性官员;易纲是经济学博士，1986年毕业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回国后在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直至1997年才在央行任职，象牙塔的学术经历长达十年之久，是以为不折不扣的经济学者型官员。
两位新任央行行长都具有低调务实的特征，并非所谓“明星官员”，上任后的个人色彩可能淡化。
鲍威尔上任前，一度并非美联储新任主席的最大热门，耶伦、柯恩、泰勒、沃什等的市场知名度和呼声均曾高于鲍威尔。鲍威尔上任之前，很少就货币政策发表公开讲话，而是更关注美联储的棘手问题。
易纲上任前长期主管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回顾这两块央行最核心的工作，可以发现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立足中国国情;易纲本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也非常丰富，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从中美两国用人风格看，特朗普偏好任用鹰派、保守主义、反全球化的价值倾向，而中国政府则释放出自信、开放包容性、全球化价值倾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一度被市场认为是鸽派，但上任后的表态却证明是一位鹰派人物，近期美国政府成员剧烈动荡，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辞职，美国务卿蒂勒森被撤职，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硬派，曾于2017年表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对美会造成长期威胁”。
中国政府此次任命易纲为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具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广阔的国际视野，长期主导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工作，在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新时期，在“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积极推进的新阶段，易行长必将带领中国央行推动中国金融和实体更好的站上国际舞台，有效支持“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新一代全球化战略。
（本文作者为“海清FICC频道”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海清FICC”大资管频道研究员、人民大学客座教授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