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资料图片

　　周八駿

　　「戴耀廷事件」又一次暴露香港深受「負面政治」困擾。「戴耀廷事件」是指：戴耀廷於3月24日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十周年——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發表「港獨」並支持中國全面分裂的言論，受到特區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以及愛國愛港陣營強烈譴責，卻得到「拒中抗共」勢力集體保護。「負面政治」(destructive and negative politics)則是指政治派別和團體從其私利出發，一味地破壞和阻撓，對社會不具有建設性。

　　擺脫戴政客「負面政治」

　　「拒中抗共」勢力以捍衛言論和學術自由為藉口替戴耀廷辯護，完全站不住腳。

　　戴耀廷披大學副教授外衣，卻是一個徹頭徹尾政客。他是非法「佔領中環」運動始作俑者。2016年特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前，他發起 「雷動計劃」，為「拒中抗共」勢力爭取第六屆立法會盡可能多席位。他持續扮演「拒中抗共」政治行動「領路人」，完全不是僅為「拒中抗共」勢力搖旗吶喊的公共知識分子。批判或譴責戴耀廷言行，不是針對香港的一名大學副教授，而是針對香港的一名政客。

　　戴耀廷稱，他在3月24日論壇上關於中國未來將全面分裂、香港及中國其他地方可以成為獨立國家或組織聯邦政府的觀點，是他一貫學術見解。因為他不是單純的學者而是政客，因為那個論壇是「反共」政治活動，他的自我辯護不啻欲蓋彌彰。

　　戴耀廷言行得到「拒中抗共」勢力一貫支持。「雷動計劃」因為涉及「拒中抗共」政治團體政治利益分配而引起該陣營內部矛盾，但是，只要戴耀廷言行為愛國愛港陣營批判或譴責，「拒中抗共」陣營便一致站在他身後。於是，「負面政治」一再充分暴露。

　　無論主張香港盡快抑或將來「建國」，無論主張香港單獨抑或和中國其他地方分別「建國」，對香港和中國都是禍害。傳統「泛民主派」政治團體聲稱他們反對「港獨」，卻替戴耀廷辯護，使行政長官為緩和社會政治對立而做的努力一再化為泡影。之，「拒中抗共」勢力嚴重破壞特區和中央關係，嚴重干擾香港社會各界聚焦經濟和民生議題，對香港和國家毫無建設性。

　　香港亟需擺脫「拒中抗共」勢力帶來的「負面政治」，建設「良性政治」。為此，需要確立良性政治三項準則。

　　由「底線」邁向「基線」

　　第一，全面準則貫徹「一國兩制」，必須既樹立「底線」也樹立「基線」。所謂「底線」即絕不容忍「本土自決」和「港獨」，絕不允許挑戰中央權威。所謂「基線」即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形成尊重國家根本制度的社會風氣。

　　「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作為「拒中抗共」陣營的極端派別，不斷觸碰「一國兩制」的「底線」，傳統「泛民主派」作為「拒中抗共」陣營的非極端派別，口頭反對「港獨」實際卻被「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牽鼻子走，無他，就因為他們都反對並企圖推翻國家根本制度。「一國兩制」唯有遠離「底線」而前進在「基線」之上，才能行穩致遠。至今，「一國兩制」尚在「底線」和「基線」之間行進，豈能不經歷曲折和顛簸?

　　第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必須以民為本。就在「拒中抗共」勢力不斷挑起政治爭端的時候，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經濟和民生問題不斷惡化。舉一個例子。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香港有9.27萬個房單位居住了20.97萬人。3月30日，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中心的「社區防災能力建設計劃」和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團體及社區工作部公布他們在2017年2月訪問104個房家庭的結果，絕大多數居住房的家庭深受精神困擾，其來源包括環境擠迫、衛生惡劣、火災風險、治安欠佳。香港居民(選民)應當以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是否他們謀福祉為一項重要準則，來決定支持誰反對誰。

　　第三，政府必須提高決策和施策水準。特區政府固然深受政治矛盾困擾，但是，不能否認香港經濟民生一系列相互糾纏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同決策和施策水準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