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
自1848年在倫敦正式出版，170年來，人類社會經曆了種種社會思潮的動蕩，經曆過無數風雲變幻，唯一不變的是對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不斷追求。
陳望道，第一個將《共產黨宣言》全文翻譯成中文的人。
五四運動前後，新思想、新理論層出不窮，風起雲湧。這時期的報刊上發表了大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社會影響面進一步擴大，特別是新文化運動為知識分子與進步青年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革命性創造了社會條件，隨著馬克思、恩格斯著作譯文的湧現，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也逐漸深化。此時，《共產黨宣言》片斷文字和部分章節的翻譯，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閱讀需求與理論渴望。因此，陳獨秀認為應盡快把《共產黨宣言》全文翻譯出版，以適應時代的召喚。
當時，擔任上海《星期評論》主編的戴季陶也曾計劃找人翻譯《共產黨宣言》，並在《星期評論》上連載。《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得知此事後，極力支持，向戴季陶舉薦了陳望道。陳獨秀當時正在上海主編《新青年》，知道邵力子推薦的陳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同時具備馬克思主義常識，又是新文化的倡導者之一，也極表贊同。於是，戴季陶向陳望道提供了《共產黨宣言》的日譯本，陳獨秀請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本，一起供陳望道作為翻譯的底本。
年輕時的陳望道
1919年冬，陳望道回到故鄉分水塘村，在偏僻的柴屋裏冒著嚴寒集中精力翻譯《共產黨宣言》。到1920年4月，陳望道譯完了《共產黨宣言》，此時，他接到了《星期評論》編輯部邀他到滬任該刊編輯的電報。於是，陳望道帶著《共產黨宣言》的譯稿來到上海，將譯文和日文版、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交給李漢俊，請他校閱，再轉請陳獨秀審定。陳獨秀對此譯稿非常滿意，將文稿交給戴季陶，准備在《星期評論》上連載。不料，該刊因“言論問題”遭到查封。
當時陳獨秀在滬正主編《新青年》雜志，編輯部只有他一人獨當編務，於是就請陳望道前來協助參與雜志的編輯，兩人同住於環龍路。此時，共產國際東方局派俄國人維經斯基作為代表來華，聯系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抵滬與陳獨秀見面，共商建黨之事。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陳望道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陳獨秀在籌建中國共產黨時，深感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譯本相當缺乏，因此與維經斯基商議，籌措經費印刷《共產黨宣言》譯稿。經維經斯基提供經費，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12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家名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廠，以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初版的《共產黨宣言》首印一千冊。此書三十二開，封面以紅色印刷書名與馬克思肖像。這是我國的印刷品上第一次出現馬克思肖像。此書一經發行，很快售罄。同年九月又印了第二版，改正了首印本封面錯印的書名，書封上的書名和馬克思肖像也由紅色改為藍色。當時，為了能讓讀者買到《共產黨宣言》，陳獨秀等人於1920年9月30日巧妙地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編了一個通信形式的新書廣告：
你們來信問《陳譯馬格斯共產黨宣言》的買處，因為問的人多，沒功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欄答複你們的話：一、“社會主義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裏。我看的一本，是陳獨秀先生給我的;獨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來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馬路大自鳴鍾對面”。二、……凡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系統的人，不能不看《共產黨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功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經陳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
《共產黨宣言》在幾個月裏重印了十幾次。《共產黨宣言》出版後不到一年，中國共產黨在滬誕生。 陳道望譯本《共產黨宣言》為豎排平裝本，以五號鉛字印刷，內文共五十六頁，每頁十一行，每行三十六字，每頁標“共產黨宣言”眉題，文中部分專用名詞後注有英文供參照。封面標注“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種”作者標注為“馬格斯、安格斯合著”、“陳望道譯”。版權頁的出版項標注是“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時間是“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又標“定價大洋一角”字樣。本書尺寸高為一八一毫米，寬為一二二毫米。
陳望道所譯的《共產黨宣言》初版時，雖然在形式上只是一本普通的小冊子，既沒有精美的裝幀，也沒有采用優質紙張，但是在曆史的洪流中，《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猶如一面光輝的旗幟，指引中國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披荊斬棘，勇往直前，開創了中國社會的新天地。毛澤東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西行漫記》，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31頁)即其在1920年夏秋讀到的《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其他一些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也曾提到《共產黨宣言》對自己的影響。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267期第8版，作者黃顯功，轉載請注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