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央行的“表現”再次出人意料。作為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第二屆任期的首次貨幣政策會議，竟然刪除了政策運行方針中的核心指標——“關於達成2%通脹目標的時間”。5年前，黑田“首秀”時曾高調宣稱要在“兩年內實現2%通脹目標”。然而，隨後迎來的卻是日本央行連續6次推延、修改該時間表……

　　現在放棄時間表很容易被市場理解為寬松政策的倒退，可能導致日元升值和股價下跌。有觀點認為，日本央行其實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尋找退出寬松政策的最佳時機。自2016年底之後，它突然減少了國債購買量，但背景卻是通脹目標仍遙不可及，甚至當前日本核心CPI繼續徘徊在1%上下。所以，市場將央行此舉解讀為正在“技術上退出量寬”。

　　“不要機械地將通脹目標達成時間與政策變動相關聯。”黑田強調刪除時間表是為了消除市場誤解。但現實卻是捉襟見肘的政策空間已令其難以施展身手。目前，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對名義GDP之比逼近100%，該數值大概是美聯儲的4倍、歐洲央行的3倍;基礎貨幣量是寬松政策前的3.6倍;國債及上市信托基金持有規模連創新高，前者同比2012年底暴增了3倍，後者規模甚至占其全部股票市值的近4%。這些數字均表明，日本央行政策空間已接近極限。

　　相反，寬松政策的副作用卻在不斷膨脹。其一，國債及股票等市場出現嚴重扭曲。由於央行大量持有國債，導致國債市場日趨僵化，金融功能逐步喪失;伴隨央行資金大量進入股市，雖然推升了股價，但同時也可能帶來央行持股企業的股東監管缺位問題，而最大隱患是將來的退出風險。其二，受負利率影響，金融機構盈利能力大幅受損，三菱東京日聯銀行等主要銀行因收益惡化大幅削減招聘計劃、合並或縮減國內網點並大舉走向海外;那些支撐地方經濟的地方銀行境況更是堪憂，2017年全國105家地方銀行盈利規模比2012年驟降了97%。其三，存款利率為零對儲蓄偏好型的普通國民造成影響，一些依賴銀行存款生活的老年人受到沖擊。其四，超寬松金融政策大幅降低了政府借債成本，但致使財政紀律大打折扣，“短期政策利率為負0.1、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零”，這種政策框架設計助長日本政府更依賴於財政刺激，造成2020年財政重建計劃擱淺。

　　刪除時間表無疑為日本央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策自由度，如在物價未上漲、但經濟向好趨勢下，就無需追加寬松，同時也為討論退出量寬提供了必要條件。不過，黑田第二屆任期顯然將面對更加嚴峻的挑戰：2019年消費增稅將對經濟形成壓力，2020年奧運景氣也將消失，與此同時，美聯儲仍在穩步推進加息，而歐洲央行也已啟動縮減寬松，這些都將對日本央行形成重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