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最近有兩宗案件，引起社會關注，一是一名內地女子在法庭內拍照，二是道具領班管有道具偽鈔，兩人均被判罪名成立。然而，坊間反應卻甚不同，主流意見似乎認為，前者獲囚罪有應得，後者獲罪則不合情理。究竟，兩宗案件帶來了什麼啟示?本文將集中討論後一宗案件。

　　兩案有三大共通點

　　兩宗案件有三大共通點。其中之一，乃涉案者均以不知自己行為違法來抗辯。的確，不是有所謂「不知者不罪」嗎?可是，必須明白，香港法例全部透明、公開，每次法例通過均會先刊憲，後落實，從而確保公眾得悉什麼法律生效。畢竟，不論遊客抑或升斗市民，其實人人盡可辯說「不知者不罪」;倘真如此，試問法律還有什麼效用可言?更何況，法庭拍照一案，庭內實有「不准拍攝」等標示，以提醒公眾場內規則，事主並無「不知者不罪」的理由。同樣地，相信過往看過電視電影的人，都知道箇中的道具鈔票跟真鈔不同，電影業人士更無可能事前不知。可見，「不知者不罪」充其量只能夠成為減刑理由，而不太可能作為免責理由。

　　另一共通點，亦與「不知者不罪」類同，即為何別人也見違規，偏偏自己卻遭究責?事實上，不少內地網站皆可見法庭照片，這難免令人產生錯覺，就是香港法庭容許拍照。道具鈔票一案亦然，因為該批道具早被反覆使用，過往都未見有人因而受審。可是，其他人違法時沒遭逮捕，不代表該行為就是合法，相關道理大概顯淺不過。無可否認，執法監管並不完美，難免因此掛萬漏一，情況就如違規過馬路者眾多，惟被抓被罰者卻鳳毛麟角。誠然，這可大條道理地批評，執法單位對其他違規情況執法不力;然而，對於不幸遭到懲罰的一個，一切倒又是無可厚非。

　　至於最後一個共通點，乃兩案的違法者堪稱「斷正」，證據確鑿得毫無懸念，依法被裁實在合理之至、難言無辜;唯一可以斟酌的，或許只是定罪之後的量刑，原則必然是「判罪乃道理，輕判只是人情」。法庭拍照案中，法官便信納事主無意妨礙司法公正，在藐視法庭罪並無訂明最高刑罰的情況下，判處她入獄7日。毋庸置疑，這是一個輕判。至於道具鈔票案，事主雖被判處入獄4個月，但也同時獲得緩刑2年，顯見法庭已考慮了違法性質。始終，法律訂明法庭不准拍攝，當有人確然違法，試問又哪有道理不予定罪?法律亦訂明了，道具鈔票有種種限制，包括要顯眼地標明「道具」字眼、鈔票大小尺寸要跟真鈔至少相差20%，以及事前須向當局申請和事後須交警方銷毀等;由是觀之，道具鈔票就不能夠一味求真而無視上述規定，也莫說私下長期管有今次這批被法官形容為「仿真度極高」的道具鈔票了。兩案實稱得上鐵證如山，敢問何來爭辯空間?尤其法庭已作輕判，敢問哪裏有錯判了呢?

　　平衡法治與自由

　　以上，正是法治精神的應有之義。法律訂明了什麼合法、什麼違法，即使背後有百般理由，不過犯法就是犯法，理應坦然接受法律制裁。即使認為法律不公，在法治及民主之下，正當做法乃爭取修法，而非以身試法、又或訴諸公民抗命之類。

　　事實上，法庭為何不能拍照?道理相當清晰，就是保障陪審團以及受害人、證人等等免於外在壓力，確保審訊可以公平公正及安心進行。

　　至於道具鈔票呢?相信大家都明白，拍攝工作最好逼真，不過道具鈔票又不宜百分百跟真鈔一樣，否則一旦流入市面就會帶來極大麻煩;有傳，今次案件中的道具鈔票，便真箇被電影工作人員拿去存入銀行。其實，除了道具鈔票，拍攝期間還可能涉及槍械、爆破等等，凡此種種亦有相應的監管辦法，並非一句「電影必須求真」就可完全無王管，亦必須宜緊不宜鬆地避免相關物品流入市面。否則，難道殺人放火姦淫擄掠都要「假戲真做」?「求真」斷非無限。況且，就連影壇大佬荷里活，亦制訂了一套道具鈔票規管辦法，包括同樣要求道具鈔票大小跟真鈔不同、使用後須銷毀，甚至所有道具鈔票只能單面印製;比較起來，香港的現行規定實無什麼不妥之處。當然，有電影業人員指，金管局曾經拒絕道具鈔票的申請，認為局方並無配合業界發展;金管局事後回應，表示是基於審訊期間宜採審慎做法，是故只是暫時不接受申請而已。

　　總之，自由雖好，但自由不應是無限，為了保障公眾利益及安全，相信無人反對有些自由應該受到監管，而法治就是最佳的監管權柄了，尤其是當中有套既定的自我完善機制，去確保法律可以與時並進。所以，業界如有不滿，誠應循既定途徑爭取優化規例。而現況確實又存在若干改善空間，例如：可否簡化道具鈔票的申請程序?可否環保地容許道具鈔票循環再用?甚至乎，能否由局方建立一個「道具鈔票庫」方便管理?無論如何，當局亦應與業界維持良好溝通，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做好法治監管與自由發展的平衡。

　　說到底，法庭是個大公無私、對事不對人的地方，無論誰人犯法，都必然一視同仁地作出公平公正的裁決，兩宗非常案件的一致結果，就是一個明證。案件除令涉事人上了寶貴一課，這一課誠也公開透明地授予社會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