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被稱為國家未來一世紀的首要百年大計，可見其在國家整體規劃中的分量。香港過去20年，因產業結構沒有多大變化，已漸漸落後於形勢，故如何抓緊大灣區規劃的機遇，實在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打造大灣區，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可說有諸多好處：一來，經濟共同發展能夠「做大個餅」，餅大了，各方所分到的「一杯羹」自然有所增加；二來，香港不但可以幫助區內以往主營內銷產品的企業「走出去」，發展國際市場，亦可拓寬港企的內銷市場；三來，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可以吸引大灣區的企業來港上市、融資，並在本港設立海外發展總部；四來，香港的人才及專業服務優勢，可以在大灣區內充分發揮。

　　要打破各自為政

　　此外，對改善香港的民生亦有好處，因隨着大灣區的交通網絡全面升級，九市二區形成了「一小時生活圈」，為港人增加了很多休閒娛樂的新去處；其次，政策上的互通讓人才資源、土地資源等得以互相補給，一定程度上可紓解香港人力及土地短缺的問題。

　　過去，珠三角經濟規劃是地區性的，即是各自為政，但今次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則是面向全世界的，目標是打造一個不遜色於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的區域經濟體。若論硬件，珠三角城市群的各種基礎設施和客觀條件，包括生產能力、運輸能力、人口和消費能力，實力絕不弱於上述三個灣區；至於軟件，人才和創意也不成問題，最關鍵是如何建立一個粵港澳可以共融的分工合作體制。

　　與上述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分別，就是區內存在制度、貨幣等方面的不同。香港和澳門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雖為「一國」，但實行「兩制」，三地存在邊境關口，亦各有不同的關稅政策，將來粵港澳如何在不同體制下分工，此課題頗複雜。

　　舉例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但香港的金融規管條例和司法制度有別於內地，如日後與廣東省九大城市在企業融資等方面出現爭拗，有需要進行仲裁或訴訟時，在何處審理？按哪一方的條例作為裁決依據？一連串的問題，若不及早協商，取得一個各方都接受的準則和制度，寫入規劃內，共同遵守，到有事發生便會「剪不斷，理還亂」。

　　尋求最大公約數

　　在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中，《港澳專章》明確提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融資、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同時，《港澳專章》亦提到支持香港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以及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為香港在這兩方面的發展提供助力，締造新的機遇。這是中央對香港的定位，所提到的相關行業，全都是香港的強項。

　　《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規劃》相信快將公布，期待這份規劃有助大灣區內的「九市兩區」明確分工，能夠結合每個城市自身的歷史、地理、資源等條件，找到最適合發展的方向，避免惡性競爭。早前，國家發改委在一個智庫論壇上提出了「創新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這個新的表述。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表示，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國兩制」、雙關稅、雙法律體系等實際情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聯動，便需要進行深層體制創新探索，尋求三地規則可接軌、可打通的最大公約數，為不同制度、體制下三地的融合掃除障礙。

　　換言之，大家都明白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基礎和條件都已具備，成敗在於三地制度能否磨合。如果大灣區的創新體制取得成功，相關經驗將可作為其他自貿區的極佳參考，尤其「一帶一路」涉及更多不同的國家制度、宗教信仰及民俗習慣等，更需要創新體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