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惠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重温了邓小平的两篇讲话，并得出4点启示：1、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得益於“一國兩制”；2、“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並非中央什么都不管。香港發生自己解決不了的事情，或者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都可以出手解決，也必須出手解決，這是中央的權力，也是中央的責任；3、香港駐軍除了體現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防止動亂”；4、香港的未來需要在快速止暴制亂、恢複秩序的基礎上，找到適合香港發展的路徑，逐步解決過往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這才是標本兼治之策。
全文如下：
兩個多月來，香港因為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了大規模的市民上街遊行。在特區政府暫緩這項工作，特別是特首隨後多次、在不同場合非常直白地表示“這項修例工作已經終止，不會再進行”的情況下，反對派和一些激進人士並不罷休，在外部勢力的配合下，仍然不斷挑動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對立，將抗議的性質向非法暴力方向轉變，甚至沖擊“一國兩制”的底線，令他們的暴行帶上了“顏色革命”的特征，而且暴力的形式越演越烈，已經有了恐怖主義的苗頭。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今天回顧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的談話，以及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兩篇文獻，具有特別的意義。
要點1：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得益於“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國家對香港和澳門實行的惠港、利澳的國家政策的大傾斜。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允許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順利完成港澳回歸，實現兩岸統一，這是“一國兩制”的初心。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後無來者不敢說，但絕對是前無古人的。正如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指出的：“這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鄧小平先生又說，正是因為“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來自人民的擁護，人民擁護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擁護黨的領導。”
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的視角來看，甚至超過了一些聯邦制國家的州的權力。香港特區享有極為廣泛的行政管理權，涵蓋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社會服務、社會治安、出入境管理等領域。此外，根據中央政府的授權，特別行政區還享有一定的對外事務權。其中財經方面的權力尤其重要，包括特區有自己的獨立關稅制度，特區稅收不用上繳中央，有自己的獨立的貨幣制度，港幣可自由兌換，香港特區的土地雖然屬於國家所有，但由特區政府管理，所有收益都用於特區自身。
香港特區還享有極為廣泛的立法權，可以依照基本法制定民事、刑事、商事和訴訟程序等各方面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特別行政區成立後，設立終審法院行使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原在香港實施的普通法及相關的司法原則和制度，包括獨立審判原則、遵循先例原則、陪審制度原則等延續實行。特區法院審判案件時可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這些范圍極為廣泛的高度自治權，為香港發展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促進和鞏固了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帶來的制度紅利。不僅如此，內地在供應香港食品、自來水、各類生活用品方面都是優先滿足香港的需要，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高鐵、港珠澳大橋都是方便香港市民，幫助香港融入國家的交通網絡，便利港人出行，港人可以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自由來往內地，沒有入境內地的居住期限，而且國家還在不斷出台政策措施，為港人在內地工作、學習和生活提供便利。香港若沒有祖國作後盾，連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給自足，更遑論成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以及一個充滿活力和自由的國際大都市。
香港回歸後，很多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身份和香港憲制秩序的改變。香港人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與西方接近，一些人對國家的了解和感情認同不夠積極。外國勢力由此趁機滲入，美國把香港變成牽制中國發展的棋子，英國作為美國的盟友和香港前統治者，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經常指指點點，上世紀80年代形成的一批民運分子主動與外國勢力勾結，出賣香港利益。加上回歸後香港社會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聚積了較多的民怨，借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爭議，反對派興風作浪，令香港整個社會陷入動蕩。
要點2：中央不能什么都不管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並非中央什么都不管。香港發生自己解決不了的事情，或者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都可以出手解決，也必須出手解決，這是中央的權力，也是中央的責任。鄧小平先生1987年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出，“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幹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幹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幹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么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現在，果然出現了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有幹擾、破壞的力量，中央也會本著維護國家和香港利益來行使權力。
中央依照憲法、基本法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這不是中央政策“緊”或“松”的問題，這些權力是白紙黑字寫在法律上的，中央當使則使。過去全國人大常委會5次釋法，解決了香港社會圍繞重大政治法律問題產生的紛爭。如果持客觀的態度，都會認為中央這樣做是為香港好。
中央的權力確保了“一國兩制”的底線不被逾越。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會見國慶觀禮團時就講過：“一九九七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1987年他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再次強調：“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么辦?那就非幹預不行。”這些警世箴言讓我們時刻保持警惕。
要點3：駐軍的作用
駐軍有什么作用?現在的情況是否要出動駐軍?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會見國慶觀禮團時的講話就明確說了，香港駐軍除了體現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駐軍就是要震懾那些想要搞亂香港的勢力，駐軍也可以幫助解決動亂問題，迅速平息，恢複社會秩序和穩定。
現在坊間有種說法：出動駐軍意味“一國兩制”完結。這是錯誤的看法。基本法第十四條寫得清清楚楚，香港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這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一項安排。第十八條也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無論哪一條，都說明駐軍不是擺在軍營裏的稻草人，是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力量。
香港社會發生動蕩了，中央當然可以幹預，發生動蕩就是偏離“一國兩制”，幹預就是要撥亂反正，讓“一國兩制”回歸正軌。中央行使權力能夠由亂變治，就應該幹預。但不是說，一有動蕩苗頭出現，就要出動駐軍。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提到：“幹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幹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這裏的大動亂就是指香港特區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了，警隊也控制不住了，必須出動駐軍。就像鄧小平先生接著講的那樣“總得幹預嘛!”
這裏要講清楚，香港警察的工作是依法律盡力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香港市民應該明白，警察維持不了香港的治安，對香港沒有好處，大家應該采取合作的態度，減低損失，降低對立，讓香港早日恢複公共秩序與安寧，這是對香港最有利的事。
要點4：未來怎么辦
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用了很大篇幅講發展目標。鄧小平先生表示，到了20世紀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要達到800—1000美元，有了這個基礎，到21世紀的中期，達到人均4000美元，成為中等發達的國家。當然事後來看，其實我們發展的步子快多了，很多指標早就超過了。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鄧小平先生為什么在那樣一個場合談國家的發展規劃?很簡單，他接著就給出了答案：“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需要什么條件呢?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蕩。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我剛才說，要從我們整個幾十年的目標來看這個不變的意義。”他這裏提到的“政策”，主要是當時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只有政局穩定、政策穩定，才能“鼓勵大家動腦筋想辦法發展我們的經濟，有開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損害這種積極性，損害了對我們不利。”大家看一看，這是不是非常契合我們香港今天的現狀!
鄧小平先生在講到基本法要為香港未來設計制度時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香港究竟需要什么樣的制度，需要結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兼顧各階層利益，需要真正落實有效的政策，解決深層次矛盾。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就和大家分析過，要辯證看待“變”與“不變”：“如果有人說什么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想香港要變成一個更好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是在兼顧各階層利益的大前提下，破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為此，香港的未來需要在快速止暴制亂、恢複秩序的基礎上，找到適合香港發展的路徑，逐步解決過往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這才是標本兼治之策。
結語
從鄧小平先生上述兩篇講話的字裏行間，我們不禁感受到這位偉大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和遠見卓識。重溫這兩篇講話，可以幫助我們擦亮眼睛、認清形勢，增強信心、提振士氣。我們要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恢複香港社會秩序和穩定，積極消除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走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確保“一國兩制”全面准確落實。
(作者譚惠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