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知山

　　(一)風起於青萍之末

　　2011年時，黃之鋒剛剛14歲，正在上初中。這年5月，他建立了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成為次年大規模“反國教運動”的始作俑者，從此徹底投身政治運動。2014年9月，“學民思潮”在非法“占中”行動中再次沖在了最前沿，黃之鋒本人更是親自發動中學生罷課、號召占領“公民廣場”，是絕對的主角。“在香港，到了18歲才有權飲酒。但尚未過18歲生日的黃之鋒，卻已經是戲劇化的抗議政治的老手。”這是美國《紐約時報》的評語。

　　這正是美國需要的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立刻如蒼蠅逐臭般聞風而動，2012年11月，NED臨時撥款10萬美元，通過“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葉寶玲交給黃之鋒，作為活動經費;2014年3月，美國勢力又通過“陳某某”交給黃之鋒160萬美元。既有真金白銀的籠絡、又有“自由民主”的虎皮，黃之鋒立刻和美方一拍即合，死心塌地、“義無反顧”地充當起了外部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反中亂港”的馬前卒。美國方面邀請黃之鋒等代理人到來港停泊的美國軍艦上參觀，讓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教授黃格鬥術，為其孱弱的身軀“充電”和“壯膽”;NED還承諾，如他被警方檢控，將被安排全額資助赴美英留學。雖然黃之鋒本人還沒有去，但梁天琦、周永康、羅冠聰等其他“港獨”頭目今年夏天已經清一色地前往了英美名校。

　　說他們是“頭目”，其實有些抬舉了：在西方勢力在港培植的代理人陣營裏，這些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招牌”，背後還有潛伏得更深、能量更大、破壞性更強的“大台”。美西方勢力在香港已經經營多年、布局許久，草蛇灰線，伏延千裏。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灰漆漆的大樓裏藏著上千人，這些人沒有一個是閑著的;香港反對派的“金主”NED沒有閑著，站在NED背後、特別擅長顛覆他國政權的美國中情局(CIA)更是沒有閑著。這些組織在全世界范圍內導演了一出出江山變色、生靈塗炭的慘劇，如今又企圖在香港將其重演。

　　如今，黃之鋒西服革履，正准備參選香港區議會議員。他的發型變了，也明顯胖了不少。“看來美國的狗糧給得很足。”一位中國內地網友評論道。

　　(二)“顏色革命”對象清單裏的最新一員

　　黃之鋒“嶄露頭角”之際，正是“阿拉伯之春”勢頭最猛的時候。2011年8月21日，“學民思潮”在香港首次舉辦遊行之時，利比亞反對派攻入了首都的黎波裏，推翻了卡紮菲政權;次年8月底“學民思潮”發起“占領政總”時，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正在受審。這種奇特的“同步”，並不是巧合。

　　盡管西方媒體送上了“阿拉伯大起義”“阿拉伯覺醒”“阿拉伯之春”等種種美名，但對中東和北非的民眾來說，那幾年間發生的事件是一場慘痛的回憶。這場劇變給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亞於一場全面地區戰爭，且餘波至今未平。它是如此慘烈，以至於那名在電視鏡頭前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香港女生至多只敢說“我希望(香港)可以像烏克蘭一樣這樣好的結局”，而不敢“暢想”香港能變成利比亞或者也門。

　　當然，這個女生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她被亂港分子播放的烏克蘭“革命”紀錄片所打動了。這部片子筆者也看過，說實話，它讓人由衷感歎西方宣傳機構的本事，竟然能夠將一場真正的悲劇“洗白”“反轉”到這等程度，如果觀眾對事實缺乏了解，看完後恐怕真的會著了他們的道。西方的這種本事，正是他們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內挑起“顏色革命”的重要原因。

　　烏克蘭是“顏色革命”的第一波發生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等加盟共和國一道成為了獨立國家，後來也一起成為了“顏色革命”的對象。“冷戰”結束了，西方的進攻卻從未停止，目標仍舊是顛覆一國的政權，只不過武器從坦克、導彈和航母變成了“民主、自由、人權”。也許是覺得“和平演變”這個詞已經“臭”了，西方媒體給這類行徑冠上了一個新名字：“顏色革命”。

　　2003年，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遭遇“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出現“檸檬色革命”。2010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一下子給維基百科上的“顏色革命”詞條貢獻了一大堆新內容;如今的香港，則不幸成為了這個名單上的最新一員。

　　(三)“顏色革命”的套路

　　內因固然是劇變的主要原因，但僅從遭遇劇變的國家自身找原因，不足以揭示這些悲劇的全部真相。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西方國家的介入，無論是在格魯吉亞、在利比亞還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悲劇的烈度、強度以及危害程度都不可能這么大。

　　對於如何挑起一場“顏色革命”，西方已經擁有了一套成熟的理論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可謂是“輕車熟路”。在理論層面，這套魔鬼的耳語以“非暴力抗爭理論”的名號登堂入室，其創始人吉恩·夏普更是享有“非暴力抵抗的教父”和“非暴力戰爭的克勞塞維茨”等“盛名”。“(他的書)對我們來說比核武器還重要”，1991年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運動中，立陶宛的時任國防部長布特克維休斯如是說。

　　在實踐層面，西方已經從“顏色革命”中總結出成型的套路。早在2011年年初，社交媒體上就開始盛傳一篇題為“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198種方法”的貼文，把吉恩·夏普的“教誨”提綱挈領地列出，宛如考試作弊所用的小抄。據有關人士分析，“顏色革命”的這198種方法在如今的香港暴亂中已經出現了114種。

　　198種太多了?沒事，還有“好心人”幫你進一步總結成了8種，這就是美國互聯網專家布魯斯·舍爾納。“發現社會結構中的裂縫，如社會、人口或經濟問題。”“通過加工過的故事在裂縫中植入‘扭曲的真相’。”“培植‘有用的傻瓜’，就是相信你的故事，並且容易煽動的人群，比如青年。”還不會?沒關系，屆時自會有外國教官對你進行封閉培訓，還會親臨現場進行實地指導。

　　2014年10月，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了一場名為“2014奧斯陸自由論壇”的活動，BBC記者勞拉·金斯貝格說道：“在這家四星級酒店的地下室裏，活動分子聚集在這裏，讓這裏看上去有些像一家‘革命’學校。我們被告知有大量香港示威者在上街之前就接受了培訓。”

　　金斯貝格還報道，大約1000名香港示威者受過特殊培訓。“在這裏的一些活動分子，參與了幫助組織當前在香港的示威活動。他們計劃推動數以千計的人走上街頭。事實上，他們近兩年前就已經開始接觸，並提前策劃了‘占中’集會。”

　　“奧斯陸自由論壇”雖然掛名奧斯陸，但其官方網站提供的通訊地址卻是美國紐約第五大道350號，聯系電話和傳真也位於紐約，論壇上也有不少來自美國的主講人，比如美國某非政府組織執行總監雅米拉·拉基卜。她的“教學內容”是“教大家如何組織隊伍、如何組織管理、如何讓經過特殊培訓的人充當帶頭人。(香港)抗議者被人教導怎么在抗議中行事。”

　　有人曾總結出“顏色革命”戰略的五個階段：一是挑起有組織的抗議活動;二是制造能夠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事件，將民眾引向街頭;三是進行沖突動員;四是形成有大規模群眾參與的政治勢力;五是向政府提出最後通牒。實施“顏色革命”還有一些固定“套路”，包括：大規模抗議、公共集會、音樂遊行、演唱會、分享抗議信息、集體抵制、媒體宣傳、罷工、占領公共建築、成立選舉委員會，等等。對照檢查，香港迄今出現的種種亂象，簡直與上述描述吻合到不能再吻合。

　　有組織的抗議活動?美國中情局(CIA)的“白手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等組織長期資助香港本地政團、民調機構或所謂人權組織，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此外，NED還通過“禍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大筆向反對派組織和人物派錢，金額超過4000萬港元。拿錢辦事，從拋頭露面的“民陣”“香港眾志”到隱在幕後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各路反對派人馬上躥下跳、“各顯神通”。盡管西方媒體一再宣稱香港暴徒“無大台”，但任誰都能看出，香港街頭的暴力行動絕不是松散的烏合之眾能幹出來的，而是有嚴密的組織和指揮的。

　　制造能夠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事件?逃犯條例修訂這么一個出於善良動機的純技術問題被政治化、暴力化到了如此境地，“借題發揮”四字都已不足形容。但實際上，那些別有用心之徒從未停止過制造、激化矛盾的企圖，僅在這兩年，他們就在一地兩檢、DQ問題、國歌法等議題上一再“碰瓷”，只是沒有得逞而已。2016年春節梁天琦挑唆的“魚蛋革命”一旦鬧大，與突尼斯因一名水果小販自焚而爆發“茉莉花革命”又有何區別?

　　除此之外，還有信口雌黃的文宣、毒流橫行的社交媒體、空洞無物但煽動性極強的口號……這樣的對比可以列出好幾頁。“太陽底下無新事”，“顏色革命”挑動者的“套路”也是跟以前一模一樣，甚至就連戲劇性場面的制造方法都沒有一點“新意”：8月25日晚，一張“示威者向香港警察下跪”的照片在西方媒體和境外各社交媒體上瘋傳，然而事實卻是幾名警察在被大批暴徒追打、生命受到極大威脅的情況下被迫拔槍威懾暴徒，而前一刻還拎著磚頭追打警察的暴徒下一秒在西方媒體的鏡頭下就成了“跪求警察不要開槍的民眾”……面對這似曾相識的一幕，網友制作了和烏克蘭“顏色革命”中同樣情形的對比圖，並感慨道：“這是顏色革命的標配?”“怕是同一本教科書教出來的。”

　　(四)來自大洋彼岸的黑手

　　要說“港版顏色革命”和此前那些“栗子花”“玫瑰花”最大的共同之處，那就是美國這只“黑手”的介入和操作了。俄羅斯“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網站就指出，如果說香港抗議活動的場景和氣氛以及美國外交官的支持力度還不夠的話，那么華盛頓表示擔憂的措辭似乎表明，香港的示威活動實際上就是一場“顏色革命”。

　　盡管美國總統已經明確表示香港“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但卻攔不住華盛頓的其他人跳出來，包括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和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參議員泰德·克魯茲和喬希·霍利，以及那些投票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美國眾議員們。連希拉裏·克林頓都發推特稱自己“與香港人在一起”，好像真忘了她也曾和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國的人們站在一起，但他們都被卷入了無妄之災。

　　美國的辯解之詞充滿了“自黑”色彩，不知是不是因為做賊心虛。這是“我們的外交官在世界各地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美國國務院如是解釋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組主管朱莉·艾德為何要會見黃之鋒和羅冠聰。前英國倫敦經濟政策署署長羅思義對此評論道：“這好比是中國駐美外交官在美國騷亂期間會見騷亂領導人或會見波多黎各獨立運動領導人，如果真的發生了，美國人肯定會認為中國幹涉美國內政，是一個徹底的醜聞。”

　　黃之鋒可能真的不那么在乎朱莉·艾德，因為“酒店密談”後一個月，他就大搖大擺地飛到德國、受到德國外長海科·馬斯的接見，接著又到了美國，同何韻詩等人到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對他來說，這裏並不陌生：從2015到2017年，他每年都要到華盛頓作遊說，比如2017年5月的一次聽證會，還是與香港反對派的“前輩”、“禍港四人幫”二號人物、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同台。一老一小兩個小醜在外國國會賣港辱國，亂港分子以這種方式實現“傳承”，真是再諷刺、也再合適不過了。

　　“維護令香港獨一無二的東西，是符合華盛頓利益的。”這次聽證會次日，黃之鋒投書《紐約時報》，如是說道。

　　他，還有其他亂港分子，心裏想著的也許只有華盛頓的利益。

　　(五)潘多拉魔盒這樣被打開

　　2019年6月17日，黃之鋒出獄。此前，他因在2014年“占中”時阻礙清場，被判藐視法庭罪入獄兩個月。他說，此前他在獄中看到電視上播放的示威畫面，一度疑惑為何重播5年前“占中”的畫面。“香港眾志”宣布黃將“馬上歸隊”，加入“不撤回不撤退”的抗爭活動。他又一次回到了聚光燈的焦點之下：對於一個曾患有讀寫障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僅考了19分的23歲青年來說，現在不啻為他的人生巔峰。

　　在他出獄9天前，6月8日，黎智英旗下的《蘋果日報》在YouTube上放出了題為“逃犯條例三部曲”的微電影，用純虛構的故事宣揚精心編造的的汙蔑之詞：每個人都可能被“拉回內地死刑”，這是一場“最後的戰鬥”。3個視頻獲得了超過160萬瀏覽量，“加工過的故事”植入了香港社會結構的“裂縫”。

　　次日，反對派發起的所謂“反送中”大遊行爆發，潛伏已久的“顏色革命”魔盒，終於被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