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昨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深圳舉辦「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國際研討會。會上，對於「自治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印度專家斯瓦蘭·辛格提出六個方面：

　　第一，在最近幾十年中，國家安全的理論和實踐都經歷了變革。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流行病、網絡安全、貿易戰等新威脅、新的安全挑戰。這些可能不會對我們的民族國家構成直接的生存威脅，但可能對我們的公民的安全和福利造成巨大破壞。

　　因此，國家安全不再局限於保護領土邊界不受外部敵人的侵害，而是包括為公民提供美好的生活，為他們提供福祉和機會，以發揮其全部潛力。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重點已從國家安全轉移到人的安全。預計各國將為其公民提供這種擴展的國家安全模板。

　　第二，隨著國家安全工作的不斷擴展，大多數國家/地區都看到了新機構、新舉措以及法律法規的興起。對於大型聯邦國家來說，挑戰尤其複雜。一直以來，國家安全的擴展都引起了國家安全需求與個人隱私需求之間的重大競爭。在聯邦州，這有時會使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之間各自的權力和職責混淆。

　　第三，當涉及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權利的聯邦部門時，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間的這種混亂變得更加複雜。這就要求確保這些競爭需求之間的良好平衡。在正常時期，最好從國家角度對國家安全進行概念化和實施。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對此事擁有最終決定權。

　　例如，印度就發生了查謨-克什米爾邦案例。該省一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持續緊張的根源。印度憲法賦予該省「特殊地位」。然而，在經歷了四十年的持續暴力之後，去年新德裡的聯邦政府決定撤銷該特殊地位，並將該省改組為兩個直接由新德裡統治的獨立領土。

　　第四，印度和中國都是一個非常龐大而又複雜的社會，其發展歷經數千年。這些也是聯邦州，兩者都發展了複雜的制度。就像印度一樣，中國也有自治區網絡。這種自治權不僅賦予幾個自治區，而且也賦予其他幾個州和縣。這些是中國少數民族所禁止的地區，他們得到了特別的保護和福利。

　　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回歸中國的香港和澳門地區一直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這些都受到《基本法》的管轄，該法明確規定了國家和省政府之間的職責分工。

　　第五，像大多數大型聯邦州一樣，中國也有自己的民眾抗議活動。北京一直在公開分享這些信息，並正在努力糾正他們的不滿。最近，香港不斷發生抗議活動。這次，自去年六月以來，抗議活動一直在繼續，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關注。同樣，這是在美中緊張關係和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的異想天開的推特和鞭策下發生的。美國及其朋友不僅代表香港示威者講話，甚至還鼓勵和接待了他們的代表團。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應該干涉另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

　　至少，這些抗議活動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和正常生活的混亂。甚至關閉了香港機場。在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這些引起了人們對社會疏離規範的擔憂。在過去的23年中，歷屆香港立法會均未能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立法制定《國家安全法》。這促使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承擔這項任務，並開始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這項《國家安全法》旨在取締諸如顛覆國家安全、恐怖主義和外國干涉香港等活動。這顯然属于「一國兩制」的範疇，並且得到了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內的香港政治領導人的支持。這項《國家安全法》旨在確保香港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在Covid-19後時期，可以在中國的經濟復蘇中發揮主導作用。

　　第六，毫無疑問，聯邦政府有更好的能力來研究和實施國家安全機構。但是，如果沒有聯邦政府與省級單位之間的政府間和部門間合作，那麼即使是聯邦政府也可能耗散其精力；侵蝕了聯邦部門通常帶來的附加值和靈活性。具有獨特性格的特別自治區尤其如此。

　　當自治單位遇到安全挑戰，這些挑戰超越了其內部改編能力並需要聯邦政府援助時，這一挑戰變得尤為嚴峻。有時，這些自治區也容易受到「外部勢力」的攻擊，這些勢力可能熱衷於煽動並利用這些社會抗議運動，而這些運動並不是社會民眾最初想要的。這就是聯邦政府必須介入以保護其公民的地方。涉港國家安全法是中國與香港領導人協商後正在做的事情。只能希望這不會成為香港和北京之間的爭端問題。而且，希望中國能夠通過這項《國家安全法》，以使其香港公民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