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1月29日，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的發言人分別發表談話，嚴正批駁香港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夏博義攻擊香港國安法的狂妄言行。夏博義自恃英國籍，無後顧之憂地公然藐視中國最高權力機關。這一件事，反映香港居民的國籍問題，隨着美英與中國的關係惡化，需要得到適當處理。

　大律師公會對香港法律界的影響，甚於律師會。夏博義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攻擊香港國安法，不是孤立的。香港大律師公會不乏外國籍人士，長期以來，一直是「拒中抗共」政治團體公民黨的基地。公民黨的郭榮鏗，在2011年區議會競選中不敵愛國愛港人士，2012年卻循法律界別躋身立法會。立法會功能界別，有兩個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禁臠，一個是教育界，民主黨一直把持教協而佔據教育界別立法會議席，另一個便是法律界，公民黨一直霸佔着該界別的議席。

　夏博義與公民黨言行狂妄

　夏博義接受媒體訪問稱，他毋懼風險，可視為間接表示依然故我。值得重視的，是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言人談話後，在香港電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中引喻失當，竟然變相公開鼓吹香港是一個「國家」，展示較夏博義更猖狂的政治態度。

　為說明事情性質，不得不引述梁家傑的觀點。他說，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大城市，是因為在華人世界中別樹一幟，與其他民主自由國家共享一些寶貴的核心價值；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中國發生意識形態衝突時，香港不必被迫歸邊，而是走自己的道路。他指，香港像冷戰期間的西柏林，擔當不同意識形態間的緩衝；香港也像二戰期間的瑞士，在同盟國和軸心國之間保持中立，免於納粹德國的入侵。

　梁家傑的心目中香港儼然一個「國家」。否則，他無法把香港與西柏林或瑞士相提並論。與其說他是在表達一種脫離現實的意願，不如說他是在發洩心底的怨恨，他怨恨中華人民共和國、敵視中國共產黨，於是，產生香港如同西柏林和瑞士的臆念。

　夏博義是英國人，隨時可溜走。梁家傑不糊涂，應該也留有後着。筆者寫這篇文章，不是關心這兩人，而是提請香港社會各界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大律師公會主席和公民黨主席的政治立場和觀點，是否代表這兩個團體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二是，如何應對香港政治矛盾激化？

　未必所有大律師和公民黨成員都支持夏博義和梁家傑的上述言行，但是，大律師公會和公民黨均未對其主席的上述言行提出異議。

　大律師公會曾對香港國安法表示憂慮或若干具體不同意見。夏博義公然要求修改香港國安法，較大律師公會之前的態度更具挑戰性。

　公民黨一直標榜不贊成「港獨」。儘管公民黨作為一個政治團體自修例風波演變為「黑色革命」暴亂以來與「港獨」沆瀣一氣，但是，梁家傑發表香港儼然一個「國家」的觀點，則為公民黨其他領導人所未有，於梁氏而言，也是第一次。所以，夏博義和梁家傑的言行，折射香港政治矛盾激化。

　抑制「拒中抗共」政治勢力

　「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思想鬥爭固然需要，看來，還必須採取實際措施。

　首先，必須結合香港司法改革削弱大律師公會和公民黨影響力。香港法官與大律師等，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和司法實踐經驗，儘管處於不同崗位，卻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確立和鞏固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凌駕香港本地法律的地位，逐步改革法官和大律師任命制度，適時解決司法界雙重甚至多重國籍問題，能在相當大程度上抑制「拒中抗共」政治勢力。

　其次，要着力打造愛國愛港的司法隊伍。特區政府應考慮對大律師公會執委會成員的國籍做規定，以收縮外籍大律師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普通法與大陸法的差別，妨礙內地律師來香港執業，妨礙內地法官出任香港法官。對此，應當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程中探索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