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让我们得以窥见贯穿始终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传承。就福建而言，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不胜数，人们最为认同和赞赏的是其「包容并蓄，开放多元」的宽阔海洋胸怀。今天，重建「海上丝绸之路」，表达了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重建亚太世界秩序、重获中华话语权的努力。在此背景下回溯往昔，寻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那种不断开拓进取、创新发展、包容并蓄、多元开放的精神传承，至今仍深入闽人骨髓，成为引领当代人开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动力之源。
开启福建海洋文明 闽商文化走上历史前台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中，以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出的中原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向来置身化外的东南沿海，多被视为蛮荒之地。然而，随着时代的更替和版土的扩大，久居中心的中原文化渐渐支撑不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生存的空间逐渐向海洋拓展，文化的重心亦发生偏移。早在远古时期已经孕育的中国海洋文明由此浮出水面，与迁徙至此的中原文明交融碰撞，兼收并蓄，构成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元。
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中，福建先民勇于开拓进取、向海而生的精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借由简单的船只，随着季风向大洋深处迁徙，他们被后人称为『南岛语族』。这就是闽商的由来。」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文菁如是表示。
闽人向海而生，不断开拓进取，从最初的独木舟到慢慢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船队；从最初的出海打鱼、自给自足到远洋贸易发展起来的丝绸之路，一点一滴开拓中国海洋文明的进程，也留给后人无数宝贵精神财富。
苏文菁向本报表示，古代「海丝」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文化，福建海洋文化的形成同古代「海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贸易过程中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断相遇，使得福建的海洋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它包含舟船文化、航海文化、海神文化、宗教文化科从商意识、包容心态及价值观念等，将其和谐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福建特有的海洋文明。
长期致力于闽商文化与海洋文化研究的苏文菁发现，宋代的「开洋裕国」，事实上成为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构建的过程，是大国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更是培育新社会阶层－－海商群体的过程。「闽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走向历史的前台。
及至元代，蒙古人的国家政策在两个方面强化了闽商作为海商族群的特色：大量外籍商人本土化与对国内北方市场的开辟。外籍商人的本地化，首先是将宋代以来闽商的国际贸易网络进一步扩展与强化；其次，他们的多元化背景加强了闽商的开放性，为闽商在此后的国际化贸易中的作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海丝」重构亚太秩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地迈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突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进一步地提高。作为大国，要想在国际上有很大的话语权，该怎样做好大国的角色？重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将如何在世界各国中定位自己？
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文菁认为，首先，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表达的是一个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重建亚太世界秩序、重获中华话语权的努力。
在苏文菁看来，海上丝绸之路仅为世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切入点或者一种说法，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不应拾人牙慧。她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一个经济体系对世界产生影响是通过商品作为媒介，而古代中国通过水运输出陶瓷到东南亚、阿拉伯等各地，对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个例子可以反映出现今中国话语体系依然围绕着欧洲话语体系展开，没有属于自己的体系中心，因此建立新的话语秩序及以亚洲为中心的新秩序无从谈起。重走陶瓷之路，即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继承当初辉煌时期的经济体系、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重拾农业文明时代对世界的话语权。」苏文菁说。
她指出：「重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必须要有两个姿态：一是重新调整国际秩序，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语言秩序，这是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要努力的方向。第二，中国无论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还是第一大经济体，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向世界说明，中国经济能发展到今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来就是这样，这也是中国政府提议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因为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当时中国在海上或世界秩序的影响力，我们今天是要努力恢复这些辉煌的成就。」
她建议，国家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高到重要的宏观战略层面，以海上贸易为切入点，不断拓展中国的国家战略，重走海丝之路，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条件，加强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利用自身经济发展成果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重振雄风，实现地区经济转型和经济治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她表示，福建是中国最具海洋个性的区域，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新一轮资源配置中，特别是「一路一带」（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与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建设上，应该充分发扬区域的文化优势与资源禀赋，在提供海洋文化理论、以及历史遗产资源上起引领推进作用。这是历史再一次赋予福建的使命与机遇。
多元 包容 开放 进取 孕育闽南人文精髓
闽南的人文精髓深深打上了多元、包容、开放、进取的烙印。而这种精神传承，与其经济社会及人口的发展不无渊源。先秦时，闽南本土生活着古越族人，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战火纷飞，「衣冠南渡」的晋民迁徙并扎根于此，带来先进的中原文明。千百年来，伴随着各国使节、商人和传教士的频繁往来，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多文化在福建广泛传播，与中原文化、古闽越文化交汇交融、相生相长，孕育出了独具特质的闽南文化。
鲜为人知的是，推动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的人物－－提举闽广市舶的蒲寿庚是阿拉伯后裔。难能可贵的是，南宋偏安政府尚能委令这位阿拉伯人主政泉州市舶司，使这座港口城市的海外贸易到了元代达到鼎盛，赢得世界众多旅行家禾德里、马黎诺里、伊本·白图泰，特别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躬身造访、驰笔赞叹……
石狮市博物馆馆长李国宏说，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港并非偶然。这个古代大港是个开放的大港，一个彼此间尊重，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大港。在泉州人们能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文明相互交融，和谐共处，几乎没有冲突。
敢为人先冲破明朝「海禁」
大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直坚持古典的朝贡贸易。在中国历史上，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有轻商的传统。广州成为国家许可的惟一对外开放口岸。当欧洲殖民国家纷纷东来的时节，也是当代全球化的开始。明朝却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关起了私人海洋贸易的大门。
然而，东南沿海的闽商开始以各种方式撕开明朝的海禁，延续「海上陶瓷之路」，开始中国的「白银时代」，使漳州月港成为大航海时代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贸易中心。
李国宏就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不单纯只是一条联系东西方贸易的航线，而更重要的是一条文化碰撞与文明交融之路。物流必然带来人流，人流必然带来文化流，从异域买进来的不仅仅是外国货物，而是货物上附载的文化和信息。中国卖出去的陶瓷、丝绸，卖的也不仅仅是货物，也包括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传递。因此整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多元的互动。李国宏说：「海上丝绸之路耀眼光环的历史背后，是沉淀下来的文化。要提炼出文化背后的这种普世
价值，一种彼此之间的尊重和彼此之间的融合，一种美人其美，美美大同的心胸。」他表示，立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文明的多元、共融出发，彼此之间尊重、吸纳，这或许对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来说更有普遍意义。
历史人文现实三大优势 新福建独领风骚
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遴选了9个较有影响力的城市组团「申遗」，在组团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城市中，福建省独占三席：福州、泉州与漳州。意味着，福建省在海洋文化遗产方面、在新世纪「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具有独到的历史资源与现实意义。
在苏文菁看来：重走海上丝绸之路、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福建具有着历史的、人文的、现实的三大独特优势。
历史以来，作为中国最具海洋个性的区域，闽人成为从海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与中介。藉助季风、洋流的作用、由福建各港口出发的商船持久地、大规模地进入东盟地区；因而使得该区域的文化深深打上了带着福建口音的中华文明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广东区域是明末清代才崛起的对外贸易主要区域。前期，广东主要是一个吸纳海外贸易商的区域；一直到清代中后期，清政府才允许人民从广东出洋。浙江沿海的航线主要是北洋区域，且在明清以来的海禁中执行得特别彻底；在对东盟区域的文化影响力较弱。而福建从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从海上对外交往的主要区域。唐宋元时代，有福州港、泉州港；宋元年间，泉州港从东方第一大港发展到世界第一大港。明代，在严苛的海禁时代，中国官方唯一开放的口岸是福建漳州月港。
由宋元以来福建人大规模的海洋贸易而形成的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历史城市马六甲和槟城与明清时期奉旨「使琉球」的世代福建人居住的琉球王国的五处遗址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一样，表达的是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明在东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今天，该区域不仅是华人华侨最为聚集的地方，且他们的祖居地主要就是福建。这种独特的文化优势使得福建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区域之间具有天然的优势：文化搭台、历史牵线、经济唱戏。
福建人不断地和海外进行的这种交流合作，在迎来送往中渐渐地形成了以文化和血液为纽带的经济圈，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对福建本地文化和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在迁移发展中，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圈有了更多的交融会合，福建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及世界各地，正是这种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