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潔凝（測量師）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任後首次到北京述職，除了通關，另一焦點便落在黎智英聘海外律師案所引發的人大釋法上。行政長官於12月24日結束述職行程返港時表示，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快會就釋法有決定，而正在北京準備參與會議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亦表示，他相信下周二的會議，有機會增加釋法議程，在技術上亦可行，屆時討論檔並即時審議，沒有問題便可獲得通過。

     黎智英作為美國在香港多年來的代言人，案件對他的控罪包括《刑事條例》第10 條下的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及《國安法》第29條下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由於黎智英堅持要按《基本法》第35條和《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以為即使Tim Owen不能如法例要求，為案件帶來不同而重要的角度，卻由於這樣能令他的案件引起國際關注，又勉強符合普通法的程序和標準，亦能把事件抹黑成香港憲制危機，其目的只為動搖「一國兩制」下司法獨立的根基。

    終審法院的判詞指出，律政司在終審時提出兩個新觀點，指《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與《國安法》有不相容的地方，該新觀點並未曾在下級法院討論，有違上訴許可原則，因此終審法院只能按普通法的上訴程序作出裁決。律政司未有在原審提出該論據，在程序上有不足之處。黎智英和他背後的境外勢力，利用控方這個法律上的弱點，迫使律政司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法官由於未能逾越普通法的原則，只能判黎智英可以就香港現行辦法，繼續聘用境外大律師，即使律政司提出新觀點，亦不能被終審法院考慮，這便帶出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必要性。

    雖然，基本法第94條說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辦法，作出有關當地和外來的律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和執業的規定。」原在香港實行的辦法中，並未有因應《香港國安法》有所調整。特區司法體系，亦未主動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相關案件出現前，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令問題發展至今。為配合中共二十大報告對香港的要求，要「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和「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有必要盡快堵塞此漏洞的。

    《香港國安法》第4條已指出，《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適用於香港，以適度保障香港人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權利及自由。而根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2) 條，是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的。當中的限制，就是必會受到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等因素所限。

    因此，人大若最終決定釋法，在國際法理上，亦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的要求，並沒有違反人權。另外，律政司亦須盡快在立法會，就《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作出修訂，以列明根據國際人權公約，以及現時澳洲、新西蘭等實行普通法的國家，已由於尊重自身的法律獨立形象，並體現司法獨立，和對本土培訓的法律人才有信心，不容許英國大律師到當地出庭。因此，香港在參考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操作後作出法律修訂，使香港日後所有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涉案人士均不能再聘請香港境外大律師，以鞏固香港司法獨立的形象。

    若有國家向我國圖謀不軌，企圖破壞「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我們更要反其道而行，優化自身制度，不讓別人有機可乘。筆者深信，在矛盾尖銳的世界局勢下，香港首要是先做好自己，優化自身制度。釋法是人大常委會行使的立法解釋權，終審法院行使的是香港的司法審判權，兩個權力的行使是互相配合，並沒有任何衝突。人大釋法反而更能凸顯香港終審法院的司法獨立性，是合法合憲，不應被妖魔化。人大釋法既能符合國際人權公約、《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有其合法性，又能完善香港法律制度，堵塞《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7(4)條與《國安法》不相容的漏洞，亦有其必要性，絶對值得全港市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