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遠康

    近日政府宣布更多關於興建簡約公屋的細節，包括增加市區的選址，例如啟德、柴灣等地方。雖然不少市民都認為有關計劃有助提升簡約公屋的吸引力，加快輪候公屋市民入住公營房屋，但是亦有部分市民，特別是新選址鄰近社區的居民則極力反對，甚至一度打算舉辦遊行要求政府撤回方案，為政府落實簡約公屋帶來了變數。

    這些反對聲音主要來自啟德的私人住宅居民，他們認為花費鉅額購入單位，是看中該區的發展潛力和周邊配套。政府一直銳意打造啟德成為香港重要的商業及旅遊核心地帶，使當區的單位具備升值潛力。假如政府利用啟德的閒置土地作簡約公屋的發展用途，居民擔心當區的商業價值及原定發展計劃將會受到影響，亦會增加交通及其他社區設施的負荷，從而打擊樓價，對業主造成不公。

    樓價高低視乎多方因素

    筆者絕對能夠理解業主們的心情，當個人利益受損，公開表達意願乃是人之常情。可是，捍衛個人利益不等於訴求就是合理。首先，政府並沒有責任確保任何私人住宅的買家必然可以保值或升值。政府賣出土地讓發展商興建及出售樓宇的目的，是讓有經濟能力的市民有更多樂業安居的選擇，而不是讓業主將房屋當作生財的工具，永遠維持私人住屋市場只升不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私人房屋作為一種商品，在正常情況下，價格應由市場而不是由政府決定。因此，政府不可能亦沒有責任保證每一個業主都必定可以從物業買賣中獲得好處，更加不應作為制訂全盤民生政策時的主要考慮因素。

    退一步來說，如果業主認為政府的政策與其單位的價值有關，並要求政府為其損失承擔責任，那麼，當政府規劃啟德作為未來香港的發展重心，不斷增加周邊的基建及設施，如港鐵站、運動場、郵輪碼頭等，使當區的物業價值水漲船高之時，業主們可曾想過與政府分享物業升值帶來的收益？可有大聲高呼答謝政府完善的規劃和建設？當政府推出有利業主的方案時就視為理所當然，到政府作出不利業主的決策時則大力反對，這種心態無異於輸打贏要，諉過於人。

    事實上，足以左右樓價高低的因素五花八門，宏觀如全球經濟狀況、利率、股票債券市場潛在收益、香港的單位落成量及供應量，微觀如社區的可達度、周邊設施是否齊全新穎、有否大型商場進駐、甚至屋苑的樓齡、間隔、用料、管理等等，都有着不容忽視的影響力。以去年為例，香港的各類私人住宅單位售價指數自2003年以來首次下跌，從2021年的392.7下降至369.7，正是因為俄烏衝突爆發造成全球能源及原料價格上漲，引發西方社會陷入大幅通脹的危機，迫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紛紛加息，使樓價在炒賣活動受到壓抑下稍為回落。

    拖延計劃社會成本更大

    因此，既然樓價是受到一籃子因素拉扯下才會有所變動，我們難以斷言興建簡約公屋一定會造成啟德一帶的私樓價格下跌。再者，香港崇尚自由市場，鼓勵海外資金進出香港，又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營商環境、背靠祖國和聯通世界的優勢等等，只要社會保持穩定及有序發展，長遠而言香港的樓價只會一路向好。換言之，啟德的私人屋苑仍然很有可能升值或至少保值，業主根本無須過慮自身利益會因為簡約公屋而受損。

    其實，社會已經面對房屋短缺問題多年，造成超過22萬名市民長期居住在劏房、籠屋等不適切居所。除了環境、設施和公共空間有欠衛生及齊全之外，許多家庭更加因為租金以及其他開支如電費、水費等過於昂貴而導致生活十分拮據。這些家庭的子女亦因為居住空間狹小而難以溫習功課，以及因為家庭財政壓力而未能報讀興趣班或補習班，以致學業成績往往較為遜色，進而影響未來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如果政府的簡約公屋計劃受阻，長遠而言肯定引致貧富懸殊加劇及跨代貧窮問題惡化，並促使階級對立的情況變得更加尖銳，甚至進而損害社會穩定和團結，令每一個香港人都會因此而付出更大的社會代價。因此，反對興建簡約公屋表面上可以保障個人利益，但是實際上卻帶來得不償失的後果。

    韓國經濟學家張夏准曾經撰寫一本名為《踢走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的書籍，書中講述西方列強其實在歷史上很長時間都是實施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以加快累積財富，但是同時他們卻在成為經濟強國後利用自身影響力，與國際大型經濟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別人開放市場及容許資金自由進出，試圖拖慢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速度，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優勢。同樣地，有部分市民享受過社會提供的資源和好處，例如免費教育、公營房屋、低稅環境等等，繼而晉身成為既得利益者之後就「過橋抽板」，為求一己私利而扼殺草根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和空間。正如西方社會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要建立一個正義社會，任何社會決策都應該對最弱勢的群體最有利。如果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追求分配正義的地方，就請不要再阻撓簡約公屋的計劃，令社會陷入無謂的內耗和紛爭之中。（圖：中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