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上個世紀末，代價高昂的內地國有商業銀行業改革，以政銀分開、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為基本目標，經曆10年蛻變完成股份制改造並陸續上市。2016年隨著盈利能力大幅回落，內地銀行業正式步入寒冬。除了經濟處於下行周期、利率市場化持續推進和互聯網金融崛起對銀行業的沖擊外，政府為主導經濟運行而對銀行日益強化的行政幹預，使內銀在經濟轉型和市場力量倒逼下的自我救贖變革之路充滿荊棘。香港商報記者齊曉彤 朱輝豪

　　既被控制又遭剝奪

　　根據目前幾大國有控股銀行的財務報表顯示，財政部、匯金公司的持股比例平均只有70%，國有控股銀行佔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一直穩步下降，目前200萬億總資產中已經下降到41%，也就是說財政部、匯金公司的實際控制資產只有28%左右，貌似失去了主導地位，但是半政府機構的本質並未改變。而股份制銀行的股權結構則更加分散，貌似市場化程度高一點，但仍受「國家」這個大股東的影響。

　　針對目前的政銀關系，北京國家會計學院首席風險官主講教授張力軍在接受本報記者時說，「目前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對銀行業的實際控制一直在加強，國有控股銀行所有高管的人事任命由組織部任命，地方政府上行下效，看似民間持股佔大頭的地方銀行甚至幾千家小型金融機構，根本沒有民營銀行的實質內容和自由度。地方性城市商業銀行的董事長有些甚至直接由市委書記本人、或關系密切的控制人擔任。目前政府和銀行的關系，重新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用分清誰是誰了。保守估計，各級政府控制銀行的資產比例超過95%」。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銀監會發牌後運營的幾家民營銀行表現不如預期，現在的民營銀行都想做大，但是目前經濟處於下行周期，壓力比較大，所以沒有達成市場的鯰魚效應預期，這個可以在5年以後來做總結，現在來看為時過早。」2009年，政府為了應對境外金融危機和出口增速下滑，宏觀層面用行政命令方式引發銀行業近10萬億放貸刺激經濟、2015年和2016年財政部主導撮合的8.2萬億地方債券置換，直接造成銀行業當期收益下降2000多億，加上後續近20萬億的地方債務置換，銀行業被剝奪收益總額超過7000億。期間甚至出現兩個省份地方政府信用級別高過國債級別的奇觀，破壞了正常市場定價原則。當下輿論界沸沸揚揚的債轉股，被很多國有企業甚至高額負債大型民營企業視為借政府之手、剝奪銀行收益的又一次千載良機。

　　「中央政策不能過頭，銀行和政府的關系要從兩個層面來考慮，一個是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中央政府負責宏觀監管調控，宏觀調控要做好，不能因為經濟周期性就明顯突破政府的邊界，動用行政手段過分幹涉銀行發放貸款。就地方政府而言，則偏負面一些，地方政府想要金融為地方服務，往往會幹預銀行信貸，給銀行好項目時會搭配爛項目。」連平對政策時時突破「邊界」表示了擔憂。

　　錯誤信號負債光榮

　　數據顯示，截止到2015年底，地方政府存量債務還有11.2萬億。另外，2015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務會審議國務院關於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中國100多個市本級、400多個縣級的債務率超過100%。

　　目前，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計劃正如火如荼地推進中。分析人士指出，地方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商業銀行對於地方政府較為依賴，無論是對財政存款的擺布、投資項目的配置，還是民生領域的分配等商業銀行重視的業務領域，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話語權。即便在算小賬的時候，商業銀行吃虧，但通盤考慮，地方政府承諾的後期稅收比經濟下行時期的企業貸款回收難度更低，所以商業銀行對地方政府發債的態度轉而變得積極主動。

　　相比金額不足30萬億的地方債置換，中國企業債總額高達110萬億，針對高層有意放風的市場化債轉股模式，國泰君安研報指出，企業和地方政府有強烈的「過度」推行債轉股的動機，地方政府為維持就業、GDP等原因，總是希望盡可能減少破產，盡可能實施「債轉股」。然而，企業可能會通過美化或者醜化報表的方式，爭取「免費午餐」，實施逃債。因此不宜由這兩方選擇標的。選擇權交由銀行會好一些。銀行的動機是盡可能多地收回現金，因此更加符合市場化原則，即經濟效益最大化。

　　中國政府曾在1998年6月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要求金融機構黨組織和幹部實行垂直管理，這被外界視為地方政府和銀行關系脫鉤，地方政府不再對銀行享有「話語權」的信號。但實際上並不能改變中央政府對銀行業的管控。

　　如果從過往的曆史數據來看，會發現中國政府在處理銀行壞賬方面有跡可尋。1999年末，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額約3.2萬億，僅次於日本，居亞洲第二位。1999年，國家將1.4萬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剝離至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希望借此卸下四大國有銀行的曆史包袱，助力國有銀行走上市場化運營道路，對市場負責、對自身盈利負責、對股東負責。

　　「這1.4萬億相當於當年11萬億M2余額的13%，這個數字夠龐大吧？試想一下，如果今天拿出140萬億M2余額中的13%讓國家兜底，也就是18萬億，國家願意兜嗎？國家兜得了嗎？」一位參與過銀行不良資產處置的行長發問。

　　更多被采訪對象認為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中國政府不會允許銀行系統出現風險問題，否則導致整個經濟體系崩塌，從而引發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就算在銀政不分的體制下，銀行的問題恐怕最後兜底的還會是中央政府。

　　張力軍指出，與發達國家銀行大都實現市場化的獨立管理模式不同，發育時間相對較短，而且一直以來都無法擺脫政府方面的管控。商業銀行信貸資產主要投向普遍負債率較高、盈利率較低國有大中型企業，往往把社會效益當作銀行業績的主要指標，在政策的指導下，對一些國家重要產業和基礎工業進行必要貸款，從而損害了自身的經濟利益。正是由於政府過多地幹預銀行業務，產生了大量的關聯貸款，形成了很多銀行壞賬。這些呆帳國家最終一定會兜底的。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兼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勝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中國仍不是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幹預經濟痕跡非常明顯，甚至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黨管幹部』把所有的國企和國有銀行牢牢地變成政府可以操縱的資源，這些都是與西方的市場經濟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劉勝軍說。

　　資本使用低效 杠桿加速上升

　　「近3年來，M2每增加3元人民幣，GDP的平均增量產出才能有1元。今年一季度這個數字已經跳升到5.39，也就是M2增加5元多，才能有1元的GDP增量。資本使用效率越來越低，整個社會的系統杠桿率上升的速度加快。」一位大行風險官對目前社會越加越大的杠桿表示深切擔憂。

　　穆迪給本報發來的銀行體系展望報告指出：「今年系統性清償風險將加大，但是政府將堅持維護公眾信心和系統性穩定目標，對大銀行大力支持，對小型銀行的支持可能會更有選擇性。另外中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將維持銀行體系充裕的流動性。」「銀行業與制造業、證券業、保險業的本質不同，商業銀行的本質是借全體公民、企業、政府的錢負債保本經營，它並沒有太多屬於自己的錢，換句當下流行語，銀行業的杠桿率已經很高很高了，中小銀行通常在10倍左右，也就是說它的壞賬損失一旦超過總資產的十分之一，就必須清盤破產。銀行業還有一個特點是特別不喜歡大的經濟波動，不論是向好的波動還是向差的波動，都不喜歡，相對穩健、普遍低負債的宏觀環境是最適合其發展的。目前氣球已經吹得比較大了，再吹就有破的風險，但是突然放氣也要出問題，最好的方式是慢慢放。」該大行風險官向記者表示。

　　系統風險 邊化解邊制造

　　一位大型地方國有企業的掌門人這樣來分析政府控制力度增強之後的宏觀經濟圖景：「中國經濟目前看起來到處都是問題，但歸根結底最大的問題是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沒有變革。所有的資源都在政府手上，現在的政府不像過去，它現在更強大、更富有，不僅想主導宏觀經濟，而且越來越多主導微觀經濟，政府權力不僅沒有進到籠子里，而是比以往操縱經濟有了更大的勢能和慣性。」該掌門人表示，「應該盡快破除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現有模式，否則處處都是風險。以最簡單的『十三五』發展規劃為例，研讀全國幾十個城市的『十三五』發展規劃文件，全部都是高端制造業、文化信息產業、高端服務業，和國務院的版本一模一樣，連一個字都不改。今天看似美妙的規劃，幾年後就嚴重過剩，政府自上而下的大一統就是國家系統性風險的源頭，它貌似在化解系統風險，其實一直在制造系統風險。」該掌門人指出，「如何破除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裁撤現有政府架構中以管理經濟名義幹預微觀經濟運行的部門，裁撤擾動正常市場供給、需求信號的政府職能部門，加強環保、食品藥品、金融秩序監管部門的公務人員和專業人員力量，保證每個公民生存環境的品質和安全。」「實業是一個國家創造價值的根基，中國95%的企業都缺乏原始的創新能力，產業內升級比跨產業轉型的可行強。銀行業看似高達上，但是如果缺乏對產業鏈深刻的體察和研究，沒有能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那麼它就是不增添價值的貨幣搬運工。政府主導的過往銀行業改革今天來看是失敗的，尤其不恰當的高息差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制造業的困難，並引導全社會走向泛金融化和投機心理。」行業如何自我救贖

　　中山大學港珠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銀行壞賬的快速上升除了和整體宏觀經濟疲軟的大環境有關外，與由政府主導的金融市場和投資環境因素關系很大，銀行方面很難不受到政府政策的「綁架」。「雖然有時政府表現得比較克制或表現的形式比較巧妙，但銀行多少都感覺到來自上層的壓力，作為商業銀行本來是獨立地去判斷和放貸，對資產質量本身負有責任，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商業銀行往往要為地方政府排憂解難，因此，政府政策的影響始終無處不在。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要準備好為自己松懈的風險管控問題買單。」林江說。

　　中國銀行業的商業自主之路布滿荊棘，一方面是行政力量日益頻繁的幹預和控制，一方面則是市場倒逼力量的逐漸加強。利率市場化和互聯網金融的沖擊，以及民營銀行不斷發起成立的推動，能否挪動傳統銀行業龐大的體制「身軀」，實現創新、改革的轉型，很多市場人士並不樂觀。

　　《商業銀行法》新一輪修訂呼聲日漸高漲，這是銀行業和法學界、政界、存款人、投資人、監管層重新制定行業規則的重大契機，關乎今後20年或30年中國銀行業在法制框架內的發展目標和運行軌跡，這部法律有助於將過於緊密的銀證關系徹底松綁，有助於厘清銀行與政府的邊界，不僅關乎政府的權力邊界，關乎銀行業的整體利益，更關乎國家金融安全和穩定的大局。

　　中國銀行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探索改革的新路徑，破除目前政府過多幹預銀行運行的管理機制，以及政府主導經濟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