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豫剧、越调和曲剧，河南各地还有近六十种地方剧种，如南阳调曲、宛邦、大平调、河南坠子、四平调、二夹弦、河洛大鼓……也有像太康的道情剧团，仅剩一个剧团在支持其传承和发展，一直号称天下第一团，而实际上却是孤门小户，因为是全世界唯一，也就成了第一。当然除了这些有剧团的剧种之外，还有不少剧种一直由底层的民间艺人在支撑，像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南阳鼓儿哼等，多是活跃在民间。在没有电视、网络和手机的悠远年代，一直都是由它们丰富着农村的夜生活。

　　唱戏自古都是一个苦营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苦就不必说了，自古以来还被列为“下九流”。也就是说，日子能过下去的人家，谁也舍不得让孩子从艺，而从事说唱艺术的又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扒扒众多名伶的历史，一般都是穷苦出身。而进了梨园界，唱不出大名来，就等于说与苦日子脱不了钩。艺人们拉着大箱子走村串巷打乡坡，吃的多是百家饭，落脚处不是干店大通铺，便是露天的荒野。也就是说，艺术人生并不一定都是辉煌的，而更多的是昏暗无光、看不到前程。

　　比如说大鼓书的艺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说唱大鼓书者多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一架鼓、一张嘴就是千军万马，万个角色全凭一张嘴，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充其量混个肚圆，想挣大钱是不可能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是我们颍河镇的文化站站长，明说是站长，其实和鼓书艺人一样，是光杆司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外出撂地说书需要乡里开介绍信，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离了它寸步难行，所以逢到麦罢，七里八乡的民间艺人皆来找父亲开介绍信，有携家带口的杂技班，也有独自一人独闯江湖的光棍，像鼓书艺人、坠子艺人和玩猴的……既然有镇人外出撂地，就有外边的艺人漂到我们镇上来撂地，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你来我往。记得小时候，镇上最常来的是鼓书艺人，大鼓一敲，一说几个晚上，什么《罗通扫北》《三国演义》《杨家将》……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段子。说得好，上人多，说书人越说越有劲儿，能将一大本书一场接一场地一气说完，说得不好，拢不住听众，第二天打包走人的也有。所以称“说”，是因为大鼓书和南阳的鼓儿哼、坠子书一样，说的多，唱的少，考验演员的好与坏，就在这道白和说功上，说的有没有唱的好听，说的能不能引人入胜?直接决定着艺人撂地的效果，所以演员对念功极为讲究。

　　记得有一年镇上来了一个盲艺人，说《三国》，因为是老段子，早已耳熟能详，再听，但求一味儿。可那盲艺人说的《三国》啥都不少，独缺一味儿。头一天晚上撂地，大人们一听说得寡淡无味，皆起身回家睡觉去了。不一会儿，场子里就剩我们几个小孩子在打闹，有调皮胆大的，敢跑上去推一下盲艺人。盲艺人以为听众太多，每遭一推，便会高喊一声：“别挤，别挤!”

　　也就是说场面极为喧嚣和热闹，实际上已经没了听众。

　　可盲艺人浑然不知，仍然说得照旧一丝不苟。

　　不知过了多久，一头老母猪也哼哼唧唧地赶到书场。我们正玩到疯处，看到母猪赶来，就想让老母猪也参与到戏弄盲艺人的行列里。可猪不听话，不听话我们就开始撵它，不想猪一急，四处乱跑，顶了盲艺人的椅子。盲艺人一看自己被掀翻倒地，更急了，对着“人群”高呼：“别挤了，别挤了，都别挤了!”

　　大概正是这事，让盲艺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连连说了三天，不想到了第四天，有个“好心人”提醒了他。盲艺人一听实情，羞得满脸通红，粮没收，家什一收拾，仓皇走了。长大后，每每忆起这事，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暗想若不是有“好心人”提醒，盲艺人是不是能在想象中体会一把艺术人生的辉煌?可惜，幻觉被打破了，想必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了。因为随着电视、收音机、网络和手机的日益普及，各种电视节目、流行歌曲、游戏的日益丰富多彩，让这种靠撂地求生的营生已遭到消亡之险。据统计，河洛大鼓艺人所剩不足二十人，而且多已歇业改行。

　　记得我最后一次听说书，大概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不知从何处漂来一鼓书艺人，在镇东街撂地，大鼓一敲，《罗通扫北》开场了，说书人说功了得，嘴巴一张就是千军万马，马蹄嘚一响，万马齐鸣，吙吙乱叫，热闹半截街，可走近一看，就剩我一个听众。说书人见就剩我一个听众，越说越没劲儿，就见他大鼓猛地一敲，对我唱道：“我说闺女儿呀，你听得认真，可大爷我说得没劲儿呀，眼看天色不早，咱爷儿俩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见说书人撵我收场，我只得起身离去。回到家，不满地问我母亲：“书说的那么好，咋不去听哩?”母亲正在看电视，听我一抱怨，翻眼看看我，半晌才说道：“说的再好听，还能有电视上的好?”我默然没吭，只知道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艺人来镇上撂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