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高校校长卸任去向

　　3月31日，“根叔”李培根以一场内含19处“遗憾”的离职演说，告别自己的9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时光。就在华中科大学子关注“根叔”卸任后去哪了时，几天后的4月2日，他出现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与学生闲话“人格培养”。

　　教育部一年来调整了多所部属大学的领导班子，李培根只是卸任校长中的其中一员，他们当中，有的当起官员，有的回到科研、教学岗位。

　　校长卸任后都去哪了?近日，新京报记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卸任的校长履历，发现共有49名校长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

　　去向1

　　校长卸任后出任部长

　　就像国外屡次出现大学校长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一样，国内高校校长也多有调任中央部委的。万钢调任科技部部长，便是其中典型案例。

　　作为我国著名汽车领域专家，有海外留学、工作背景的他，回国后，就被聘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

　　科学家身份之外，2004年7月，万钢还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不到3年，已是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他，又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

　　这种“专家校长”从政，在法律、科教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尤为明显。

　　徐显明被央视《东方之子》评价为平民法学家，据其同事回忆，在2003年修宪之际，尚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力主推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

　　去年10月底，他的新身份正式公布——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而如果追溯至2000年前，还有原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院长曹建明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直至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案例。曹曾走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授课。

　　教育部目前共有10名部领导，其中便有2人有高校校长经历，分别是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袁贵仁部长，和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的郝平副部长。

　　去向2

　　“转战”地方开启仕途

　　力推本科教学评估、京剧进校园等政策的前任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只不过，在他调任中央前，曾有一段“转战”地方党政领导的经历，这也是不少高校校长从政的现实路径。

　　不过，周济校长生涯后期，即已是湖北省委常委、科技厅厅长，卸任校长，一番调整后，成为武汉市“院士市长”仅118天后，便赴任教育部副部长。

　　周济离开高校时，已是55岁左右，但王忠民等人卸任校长时，还未到50岁。

　　那时，王忠民只有41岁，便由陕西“211高校”西北大学，转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3年后，调任安康市委书记，主管一方“历练”一年后，便来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直至副理事长。

　　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的金炳华，48岁卸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时，也是先到地方宣传部担任部长。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高校校长，卸任后基本是先“就地”在高校所在地党政部门任职，后调任中央。

　　“学术明星”陈章良是其中的例外，他曾获得“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在担任5年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后，2007年，他离开北京，远赴广西，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去年，52岁的他当选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去向3

　　留校治学完成学术专著

　　在高校内部，一部分高校校长也转任学校党委书记，与新的校长搭班，继续管理学校。这些人中，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华中师范大学马敏、西南财经大学赵德武、西北大学乔学光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江树人在2002年时，被任命为该校常务副校长，而广西大学原校长唐纪良在2012年，调任该校正厅级调研员，保留正厅级待遇。

　　卸任后的校长，并非都选择从政，实际上，在官方任免决定中，更多的校长是因为年龄原因到任，而非因“另有任用”、“工作需要”等原因调任官员。

　　他们当中，多担任名誉职务，如名誉院长、校长，或被聘为顾问，还有的在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等协会任职。

　　另有部分校长卸任后返回教职，潜心治学，曾在1994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卸任后成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的第一完成人，并借此荣获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李文海在卸任后，也醉心于学术研究，2012年8月，还出版专著《清代官德丛谈》，直到临终前一天，还完成了学术论文《<聊斋志异>描绘的官场百态》。

　　■ 专家观点

　　校长卸任后去向应多元化

　　在程方平的印象里，中国高校校长卸任一般会发生在两种情况时，一是年龄到任，二就是工作调动。

　　程方平曾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主任，长期关注高校人力资源问题。

　　程方平以前也和一些大学校长聊天，听到他们抱怨自己并不适合高校管理岗位，“但潜台词是级别已经上去了，就硬着头皮干下去。”

　　“这是咱们国家的体制问题，只要不犯大错误，就下不去。”程方平说，像美国高校的校长，很多在卸任后，就回到教学科研岗位，看起来挺平常的举动，但在中国就难了。

　　行政级别成了他们的束缚，“很多有科研潜力的人当上校长后，觉得自己不适合，但没法回头，被套上了。”

　　程方平感觉，近些年，随着副部级高校的先后确立，这样的问题愈发严重。当校长成为副部级干部，就需由中央任命，而一般地方高校校长也由上级任命。

　　现在很多高校校长在卸任后，纷纷到协会任职，而那些协会在他看来，多具备官方色彩，被称为“二政府”，不利于挖掘卸任校长的潜能。

　　程方平认为，校长卸任后去向应更加多元化，一些文科高校校长可以转而成立第三方督导，利用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和理论知识，监督、促进政府管理，而一些适合做管理的校长还可到企业发展，还可有部分公立大学卸任校长到民办高校担任校长，促进高校生态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