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春拍，刘益谦用2.8亿港币拍下了“明成化斗彩鸡缸杯”。1949年香港藏家仇焱之以千元港币购得此杯后，1980年、1999年，“鸡缸杯”两次在香港苏富比被拍卖，后一次拍出的价格是2917万元港币，在当时已经是“天价”。行内公认眼光最好的，是“贩子”们。 

　　鉴定的诱惑

　　陈传席很早就给人鉴定字画。过去他“以贫困为光荣”，谁找他写文章证明真伪，给钱，倒觉得是侮辱他。

　　1993年中国的文物交易开始合法以后，他渐渐意识到，“你贫困潦倒，别人却用你的文章来赚钱，这不合适。”他顺应市场潮流，开始帮人鉴定、写文章，收费。

　　最早帮人鉴定一幅署名黄宾虹的画，写篇文章，一千多块钱。后来，请他的人出价越来越高，找他的也形形色色。“鉴定费”没有定数，还得看作品，作品价高，鉴定费也就高。

　　最贵的一次，几个民间藏家集资近1亿人民币，买了一件号称是北宋某著名画家的作品。藏家中的一位找到陈传席，拿出一大堆资料，“真是多，古籍上的记载、史文上的记载，还有档案上的记载、印章的记载，真是下了功夫，专家找也要花十几年”。

　　藏家请陈传席写篇文章，证明这件是真迹，他们准备了2000万，其中1500万给陈传席，另外500万打算再找两位权威人士。

　　“如果是真迹，卖十个亿不成问题。”陈传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结果发现是假的，“股份最大的那位把别墅都卖了，他知道了恐怕会自杀”。

　　陈传席最后写了篇文章，证明这不是真迹，但可称作同一流派的老作品，“润笔”从2000万减到了200万。

　　“有人出钱让你把假的讲成真的，也有人为了搞破坏，出钱让你把真的写成假的。”

　　曾经有人找陈传席看一张清初四僧之首渐江的画，让他指认是伪作。

　　“确实是伪作。但是，此人和卖画的人有矛盾，找人写文章，就是为了坏他的事。”陈传席没写，一大笔“鉴定费”泡了汤。

　　参与鉴定二十多年，陈传席有两条自律守则：一不写假文章，二不搅入是非。

　　荣宝拍卖公司经理刘尚勇也认为，关键得靠自律：“鉴定专家没有法律监管，得靠专家的自觉，如果专家有道德底线，拍卖公司也收买不了，谁也收买不了。”但巨额“润笔”的诱惑，不是人人都可以抗拒。

　　2010年，北宋黄庭坚的长卷《砥柱铭》，保利拍卖公司估8000万，最后以4.3亿被北京雅盈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辉拍下，创下最贵中国艺术品的纪录。作品还没有付款交割，就被王耀辉抵押给自己的吉林信托公司，从合作银行获得4.5亿的信托基金融资，转而投资地产。

　　拍卖前后，很多人指认《砥柱铭》是伪作。有人找陈传席，让他证明是真迹，出价上百万元，“我一看，不是真的，就没写。”这人转头找了别人。

　　《砥柱铭》骗贷出了事，媒体采访龚继遂，他才知道，他被王耀辉的雅盈堂列为首席顾问，而他既不认识王耀辉，也不知道雅盈堂。

　　钱少不要找他

　　巨款的诱惑，过去是没有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徐邦达入职故宫博物院，谢稚柳进入上海博物院。“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基本上是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时候文物买卖都是国家官方进行。私人买卖都是投机倒把，要判刑入狱的。私人基本停止了个人收藏行为，也没有现在复杂的商业关系干扰他们。”

　　1990年代，龚继遂在苏富比任中国书画部主管时，也向故宫徐邦达、中央美院薛永年等顶尖鉴定专家咨询意见，支付象征性的费用，“比如请他们看幅书画，向每人支付500美金”。

　　现在，“所有待鉴定的东西，动辄天价，买错的人或者损失巨大、或者责任攸关，当然要拜托鉴定做托儿，这种局面前所未有，商业因素严重干扰正常鉴定。”

　　龚继遂记得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早年曾在《溪岸图》之争的一篇论文中写过的警句：“在鉴定专家和赝品制造专家之间，有着互惠的悠久传统。”

　　这话过去了二三十年，互惠的链条延伸得更广了，拍卖公司、卖家，联合官方鉴定人员造假，比比皆是，骗局也越来越大型。

　　最著名的案例是，2011年商人谢根荣假造金缕玉衣，骗贷24亿，背后有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国家文物机构的五位鉴定人员站台。

　　鉴定专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们都德高望重，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好意思动员他们辞职。”陈传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们供职的机构当然面上无光，但机构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背着我们做的，他们也没用机构的名义。”龚继遂这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怎样避免官方鉴定人员和私人藏家或业者联手作弊?

　　龚继遂构想出一种鉴定的机构建设模式：由官方建立50个人左右的专家库，由训练有素的从业人员构成，博物院专家和市场专家，按照1∶1的比例，甚至是3∶2的比例组建。每次鉴定，从中抽签，任选5个人，送来的东西，不要标识是谁送来的，只写清楚传承出处，帮助专家做出判断，双盲鉴定。

　　可是，“上面没有顶层设计”。

　　按照台北故宫博物院登录保存处处长嵇若昕的说法，不私下为民间文物做鉴定、估价，是国际博物院界的基本伦理。

　　龚继遂看到的现实是：“现在学院派的人对纷纭复杂的市场现象无从应对，根本不敢涉足其间。”但摆脱不了人情，“真假结论牵涉到当事人重大的利益，甚至涉及到金额巨大、过程复杂的法律纠纷，你怎么办?”

　　结果是，博物院人员常常以匿名的方式为个人做鉴定或咨询。

　　“民间收藏家和官方人员，在私人层面上其实有很好互动。所有藏家都有很多博物院的朋友，私下交流很畅通，只要注重保护他们的隐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要无偿滥用人家的专业服务。”龚继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至于报酬，“当然应当适度付费了，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有默契。”

　　有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徐邦达也给私人鉴定，也收费，比例按照20%。钱少不要找他”。

　　眼光最好的是画贩子

　　1990年代，谢稚柳、徐邦达、启功等人引领了书画鉴定的鼎盛时期，个个一言九鼎。

　　徐邦达不到三十岁就成名的故事脍炙人口，他扭转了两幅《富春山居图》的真伪：被乾隆认为是真迹、题写了四十多段诗跋的，实际上是明末清初临摹的副本，而被乾隆帝御笔题为赝品的，才是真迹。

　　另一个“神话”是，1991年，徐邦达为台北故宫鉴定书画，他几乎只用在一幅画轴展开半尺时，就可以辨真伪，因此有了“徐半尺”的封号。

　　现在，“鉴定界没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了，”龚继遂分析，“一线从业人员，从资料整合上来说，比原来有更好的条件，个别问题可能有比徐邦达和谢稚柳更清晰的认识，但是在全面性和权威性上，不可同日而语。”

　　养成鉴定大师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博物院馆员按国家规定不能进行个人收藏，而徐邦达那代人，大多是世家旧族，临习过画，有收藏购买的经验，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徐邦达出身富商之家，从小习画。谢稚柳也如此，1942年与张大千赴敦煌研究石窟艺术，写成《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集》等书。

　　“解放前后出生的专业人员，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强调的是利用文物教育群众，对馆藏文物的鉴定也不涉及商业利益，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大家对商业鉴定噤若寒蝉，因此大多数人对市场是主动保持距离的。”

　　1978年，徐邦达与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八年后，编著了多卷本《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199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书画鉴定小组，谢稚柳任组长，和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组成七人小组，对全国的博物院、文物商店的书画进行鉴定。

　　“这样大量系统观摩、研究的机会，现在没有了。”龚继遂说。

　　陈传席见徐邦达三次，每次问他同一个问题：鉴定真伪的关键是什么?徐邦达每次都回答：经常看真迹。

　　陈传席发现一个规律：“原来博物院的那些权威，其实也是画商出身，地位低，但经验丰富，到了博物院后，又成了专家、学者。未来能达到这种水平的，还得从民间来。”

　　很多行内人不得不同意陈传席的说法，“眼光最好的是画贩子”。

　　“一是人聪明，二是能吃苦。我看到他们在博物院里面，买了书，对照着看，拿几个面包待一整天，什么时候闭馆什么时候走，大公司搞拍卖会，他们坐着飞机满世界跑去看。”

　　博物院收了很多好东西，研究员“看东西其实更方便”，关键看用功不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