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瓷大碗

山西紅峪村元至大二年墓壁畫《備茶圖》

　　半個多世紀以來，鈞窯憑藉「宋代五大名窯」之盛名，并作為宋代生產宮廷用瓷的所謂「官窯」，廣為世人所知。在國內學界，鈞瓷創始「北宋說」，更是根深蒂固，幾成定論。然而，無論是「官鈞」瓷器，還是「日用類鈞瓷」，對其所謂「宋代名窯」的身世，學界的質疑一直都未曾間斷過。鑒於此，深圳博物館副館長郭學雷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鈞瓷相關考古資料、歷史文獻、圖像資料及相關歷史背景的考察，對「日用類鈞瓷」的產生、發展、源流及「官鈞」瓷器的年代、性質等問題作一新的探索，發現「日用類鈞瓷」產於金代，「官鈞」瓷器產於明代。香港商報記者 朱求真

　　早期鈞瓷或創燒於金代

　　郭學雷介紹，早期「日用類鈞瓷」，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古、遼寧及北京等地的墓葬、窖藏及遺址中均有發現。其中以河南的發現最為集中。早期鈞瓷的產地以汝州、禹州為中心，輻射周圍寶豐、魯山、郟縣、登封一帶，以禹州神垕鎮和汝州北鄉、南鄉一帶窯場的產品器類最為豐富，制作精良，水平較高。

　　郭學雷介紹，學界對早期「日用類鈞瓷」興起年代的認識頗為曲折，主要有「宋代說」、「金代說」兩種觀點。

　　近年來，郭學雷通過對河南地區窯址、遺址和窖藏出土鈞瓷的系統梳理研究，尚未發現鈞瓷年代可早至北宋的任何可靠證據。郭學雷認為鈞瓷的創燒年代可能晚至金代，從早期鈞瓷遺存年代，主要集中在金世宗大定至章宗泰和年間的情况，從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特點來看，也可推斷金世宗、章宗朝應是金代鈞窯發展的鼎盛時期。之后大約在金代末年蒙古滅金的「壬辰兵變」(1232)后停燒。

　　歷年來郭學雷收集了大量的考古學證據為「金代說」提供了有力佐證。比如一件從山東臨淄金代瓷器窖藏出土鈞釉紫斑長頸瓶。該窖藏年代原定宋代，實為典型金代遺存。窖藏伴出大量白釉印花瓷器，其中一件印花鳳穿菊花紋盤，與英國大威德中國藝術基金會藏大定二十四年纏枝飛鳳紋盤模圖案特徵幾近一致;另一件印花六格折枝花紋碗與曲陽北鎮出土泰和六年六格折枝花果紋碗模紋飾布局、折枝花等如出一轍。

　　至於今人所稱之「鈞窯」概念，郭學雷表示，是從明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但特指鈞州生產的花器類鈞瓷。

　　「官鈞」瓷器產於明代

　　郭學雷介紹，傳世「官鈞」瓷器，用途單一，主要是刻、印有漢文數目字的出戟尊(花瓶)、各式花盆及配套盆托等花器。

　　從社會背景和宮廷需要看，永樂、宣德兩朝，國力強盛，經濟富足，皇室對宮舍苑囿之器用必然會有更高的要求。永樂四年至十八年，數興大工，營建北京宮殿，而新宮殿的裝點美化無疑需要大量「花器」。宣德時，宮廷生活更加奢靡。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謂：「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極諸珍异之好，內官接跡道途，騷擾甚矣。」郭學雷分析，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官鈞」瓷器得以大量燒造。

　　郭學雷介紹，從目前掌握的證據，「官鈞」瓷器制作工藝可分為「精緻型」與「粗放型」兩類。

　　2006年初，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接收了一批鈞台窯遺址流散的「官鈞」瓷器標本捐贈，數量大致有幾千件，其中修復的有160件以上。其中包含許多前所未見的器類與器型，具有突出的時代特徵。事實證明，這批標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它們正是古陶瓷學界一直在尋覓的物證。此后，郭學雷展開了對這批鈞瓷生產年代的研究。經過科學細緻的器物排比、文獻考察和廣泛徵詢，郭學雷認定，所謂「官鈞」瓷器實為明代產品，絕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壺」就是具有斷代意義的典型鈞瓷器形，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證。

　　郭學雷通過對類型學比較、考古地層及相關證據研究認為，「粗放型」的「官鈞」年代偏早，為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產品。「精緻型」的「官鈞」則可能是成化年間「督瓷貢委官」督辦的產物，其與「粗放型」的「官鈞」瓷器的性質或均為貢窯。

　　工藝承襲「汝」、「鈞」不分

　　據郭學雷的觀察及掌握的證據來看，早期鈞瓷的創燒，無疑是在北宋汝窯工藝基礎上的繼承與發展。早期鈞瓷在造型、支燒工藝、釉色等方面均明顯承襲汝窯。正因為二者的承襲關系，從金朝創燒鈞瓷始，金人原本并無「鈞窯」或「鈞瓷」稱謂，而以「汝窯」相稱，直至明代「官鈞」生產的花器類鈞瓷開始，「鈞州瓷」一名才逐漸流行開來。

　　至於「汝」、「鈞」不分的情况，郭學雷解釋，至遲在乾隆朝，「汝」、「鈞」不分的情况已經形成。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鈞瓷如意枕，其底刻：「汝州建青窯，珍學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是枕猶北宋，其形肖如意。」就是乾隆皇帝把鈞瓷視為汝窯的一個典型例子。

　　晚清民國，受海內外鈞瓷收藏熱的影響及利益驅使，古董商遂將金元以來的日用類鈞瓷與明代「鈞州窯」混稱為「鈞窯」，以至於造成今天人們對鈞窯認識的混亂。

　　新學說不影響鈞瓷價值

　　民間有種說法：「家有萬貫，不如鈞瓷一片。」「官鈞」瓷器的市場價值非常高，收藏這種古瓷器的愛好者也很多。「官鈞明代說」使這種瓷器的生產年代比「北宋說」往后延遲了300多年，會不會影響當今收藏市場上的鈞瓷價值，從而給收藏者帶來損失呢?郭學雷表示，新學說的出台非但不會影響「官鈞」瓷器的收藏價值，反而會更加凸顯它們的珍貴之處，明代生產的「官鈞」瓷器同樣有升值的可能。

　　郭學雷表示說，「官鈞」瓷器目前的市場價值每件大致都在兩三百萬左右。由於陶瓷市場價值的高低主要受器具本身的工藝精細程度和藝術價值的制約，燒制年代對陶瓷價格影響幅度不大。「官鈞明代說」得到確認，說明鈞窯在明代達到了瓷器釉色裝飾的最高峰。中國的精細陶瓷制品一直都價比黃金，明代永樂、宣德、成化年間的陶瓷器物今天的市價多以數百萬計。所以，「官鈞明代說」提出后，不但對「官鈞」瓷器的市場價值不會有影響，反而會使其更加珍貴。

　　「官鈞明代說」的成果將對中國文物考古與中國陶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郭學雷表示，「這項研究成果使多年來困惑學界的『官鈞』生產年代之謎得到破解，改寫了中國古代陶瓷史，其意義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年代考證。堅持以考古學為基礎，靠材料說話的實證路徑，當是文物考古工作必須正視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