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是什麼?即使那些熱衷於復興傳統文化的中國人，也很難準確回答這個問題：不僅因為它涉及到晦澀古奧的經院哲學，也因為近代的知識分子屢屢將中國面臨西方冲擊時的失敗和社會危機歸咎於理學的僵化與桎梏;「道學家」一詞更是幾乎等同於「假道學」，令人聯想到許多負面印象。然而，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就認為，「理學」在中國被高度污名化，有悖歷史事實。日前，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講座，嘗試「還理學以本來面貌」，以及探討今天的中國如何從歷史中獲益。香港商報記者杜潔菡

　　排佛，抑或士人爭奪話語權?

　　理學是中國宋元明清時期的一種主流哲學思潮，又稱道學，在現代學術術語中則被定義為Neo-Confucianism(新儒學)。關於它為何興起於唐宋之際，中國本土學界歷來的主流觀點是：為了回應佛教的挑戰，如歐陽修、李覯提出的「修其本而勝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

　　然而，美國漢學家包弼德卻跳出窠臼，以社會史變遷的角度解讀理學的興起與發展。他說：「隋唐確立的科舉制，嚴重削弱了通過家族門第取得仕宦資格的傳統，加劇其衰敗，這種政治與社會轉型在北宋逐漸完成。彼時，士階層基本上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入仕，可隨著赴試人數的不斷增加，通過科舉考試的可能性在不斷下降，這使得士階層必須在科舉之外尋找一種新的途徑，以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此背景下，新的學術思潮和學術體系逐漸形成，這就是道學文化。理學家認為，道學分為政統和道統，政統在皇帝，而道統在孔孟，在繼承孔孟之學的二程等人，且一個社會真正的權威是道統而非官位，帝王也必須遵照士人階層對『學』的規範修身。人人皆有良好的天性，只要能以正確的方式學『道』，就可以成聖成賢、可以領導社會。」包弼德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朱熹、二程等受人尊崇的理學家那樣，不用入仕，僅憑藉自己的學術和社會聲望就能在士人中建立起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社會網絡。這種思潮給科舉失敗的人提供了嶄新的自我定位，極大地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求，而大概是宋明理學受到歡迎的重要社會原因之一。可以說，理學之興起并不是朝廷意志的產物，相反，它是因士人對政治現狀的批判而生。

　　重建社會與道德秩序

　　多年來，包弼德用大量精力去研究宋明以來的地方史，他每隔一兩年便要往中國的江南地區跑一趟，在那里發掘出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史料。他的研究發現，理學家絕非一群苦讀孔孟聖賢書并對之進行權威詮釋的老夫子，而是一大批期望能學以致用、并積極參與地方建設的知識精英，尤其是南宋以后的理學家，常常自發地資助出版印書、建立祠堂書院、訂立鄉約、自發組織賑災，中國的地方誌、家譜、宗族組織也由此出現極大的發展，其中承載的精神久遠地影響著后世。

　　包弼德說：「與唐代政府在土地、勞力和貿易等方面所擁有的權力相比，宋代政府的權力及在社會中所能發揮的作用變弱了，可此時的人口卻出現急劇增長，這使得強大的地方精英勢力得以存在。最值得關注的是，理學家發起的社會運動是自發的、自治的，它的成功也不是因為它為國家利益服務，相反只是因為它為那些有雄心但入仕機會極微且作為地方精英的士人提供了教育、社會聯繫、自我肯定、地方領導權以及符合道德的方式生活的機會。它引導士人階層從相信皇帝和朝廷應該對社會和文化擁有最終權威，轉向相信個人可以學會做主。」

　　很顯然，他挑戰了現代中國哲學和歷史研究領域占主導地位的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將理學簡單地視為附著於經濟和社會變遷的上層建築;另一種更加普遍的傾向，是認為理學為國家的獨裁和專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多位華人學者指出，與西方歷史上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不同，中國因為有一個漫長的強國家傳統，看起來自治的一些鄉村社區、民間社團或士紳階層，實際上都有著強烈的國家認同。固然南宋之后理學家強調士人應該自發地采取更多行動，但那不是出於對政府干預的限制，恰恰是出於一種協助政治家共同治理地方事務的決心。他們和官僚集團之間如果存在冲突，通常也只是因為理學家們更傾向於重建理想秩序，而官僚集團更趨保持現狀。

　　倘若理學家活在今世

　　那麼，這樣一種強調自我作用的思潮，為何沒能把中國帶向與西方國家一樣的民主法治之路呢?

　　包弼德認為，理學是宋朝時期的中國士人嘗試身體力行地重建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一種努力。他們的觀點首先被社會接納，繼而在明朝時被國家體系所吸納。但是，到了16世紀末，道德運動、社會建設及地方行動主義等都已不再由理學壟斷;到了清朝時期，康熙皇帝在晚年曾頒布詔令，規定朱熹成為孔廟十哲之一，視理學為官學;清末的光緒26年12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頒布的變法諭旨中，依然強調三綱五常是「萬古不易之常經」，「昭然如日月之照世」，可見程朱理學的地位。不過，在知識界，理學早已呈現出衰頹之勢，其主導地位已被考據學所替代。20世紀，很多接受西方思潮的學人則視理學為中國落敗於西方的主要因素，因為它要「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訓誡，禁錮了人的自主性，壓抑了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中國若想現代化，就必須擺脫理學，或者是擺脫更廣義的儒學。

　　包弼德強調，這種至今難祛的「污名化」，實在是有悖於真實的歷史。他說：「我相信儒學不僅僅是一個歷史課題，它仍舊是讓我們思考現今世界狀况的思想資源。儒家關於社會制度、政治、經濟與文化如何改善人類社會與福祉的看法，對今天的中國仍具意義。同樣，理學家對個人的自主性與責任的關注，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