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家马衡旧藏《清拓北魏曹望禧等造像残座》(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金石”作为一个传统学术门类的概念一直在学人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现代学科框架中，“金石学”已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传统金石学在现代学科重组中被分解而消亡的原因何在?在金石学发展过程中，金石学家有没有为金石学的学科建立做出努力?为什么最终不能改变金石学消亡的命运?
林如
“金石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门学问，“金石”、“金石之学”、“金石学”虽然在各个时期的含义和所指有所不同，但“金石”作为一个传统学术门类的概念一直在学人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从近代以来，“金石学”遭遇近现代学术观念的更替与学科重组而被逐渐分解的尴尬，以至于在现代学科框架中，“金石学”已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传统金石学在现代学科重组中被分解而消亡的原因何在?在金石学发展过程中，金石学家有没有为金石学的学科建立做出努力?为什么最终不能改变金石学消亡的命运?本文试通过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大背景，对金石学门类归属的发展历史的考察，近代西方学科观念的引进对传统金石学科的影响和冲击，分析从乾嘉金石学到近代金石学的学科转型再到现代金石学被分解的原因，以及当代重建“金石学”的意义所在。
一、传统四部之学中的“金石学科”。
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就有了一套不同于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体系的独特的学科分类的观念和知识系统，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框架之中。这套“四部”知识系统，秦汉开始出现，定型于隋唐，在明清趋于完善，最后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形式得以确认。传统的“四部之学”，尽管也有分门别类，也有其专门性的学问，但是并非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专门之学”或“学科分类”概念，而是指含义更广的“知识”或“学问”。“四部之学”中的“金石学科”其实只是一个金石门类和知识系统。在古代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分类中，金石门类早已有出现，《隋志》中被列入经部小学类;《宋志》中被列入目录类;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类中，金石列于史部的目录类。《四库全书》中有专门对于金石门类的说明：“‘金石’类包括《集古录》、《金石录》、《宝刻丛编》、《舆地碑记》、《吴中金石新编》等……按：‘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例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征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这说明，金石学门类在古代四部之学的分类中一直都是以一个分支门类科目存在的。
无论是金石门类还是所谓的“金石之学”、“金石学”，虽然称谓不同，也都只是古人对于金石的爱好和研究之谓而已。研究金石的学问，东周时就已出现，两宋时代是第一个高峰，以宋人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为代表，金石门类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清代乾嘉时期是金石研究的第二个高峰。金石之学随着考据风气的兴盛而蔚为大观，学者们利用考古新出土的古物铭文，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最具影响的当属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等。而在乾隆时王鸣盛为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作的序文中，我们看到了“金石学”的称谓：“自古及今金石学名家有欧阳修、赵明诚至顾炎武、朱彝尊等七人，而钱大昕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这也许是最早以“金石学”这个貌似以学科命名的称谓了，但此处的金石学还是继承宋人的余绪，是为研究或治金石的学问，是在传统四部之学之下的一个学问门类，而与西方近代学科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二、近代“七科之学”背景下的金石学学科的转型——从乾嘉金石学到金石学科在近代的构建：以马衡、朱剑心、陆和九等为代表。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但是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学术分科与知识系统分类的特点，这可以通过时代的典籍分类表现出来。明代以前基本按照四部分类法体系。清代以来，西方分门别类式的近代工艺和格致学的传入，使中国学人在传统固有的学术分类观念的基础上，了解近代学术分科性质，并逐渐接受西方的分科观念和方法。其实，清代前期以戴震等为代表的汉学家就提出，以经学为学问的中坚，小学为经学的附庸，次及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金石学、目录学等，说明经学内部的分科已相当细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清代早期，学术就已经出现了分门别类的专门之学，只是还未演变成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专门之学”而已。我们也看到，清代学者们突破传统四部分类法的统罩，开始按门和类来分类学术典籍。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将四部分类中的经部分为经学、小学二类;史部分为史学、地理、金石三类;共分为12大类，44小类，金石类是12大类中的第八类。这种不强加四部分类于各类之上，而是按照学术性质进行分类的尝试，比较接近于近代的图书分类法。这也说明按照学术性质进行分类的近代学术分科意识开始逐渐产生。
清末随着西方图书翻译的增多和西学传播规模的扩大，西方近代分科观念逐渐普及，并且逐步建构起一套近代西方式的学术分科体系，形成了“七科之学”的学科体系。这套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系统，在清末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种。头等学堂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包括几何学、三角勾股学、微分学、格物学、重学、化学、地学、金石学、天文工程学、绘图学、各国史鉴、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及英文翻译等科目。此处的各学科分类，应该可以被看作是近代西方式的学术分科概念的雏形。
从以上清代的众多图书分类目录以及各个新式学堂学科分类体系的构建中，我们都看到了“金石学”这门“学科”分支门类。比如袁昶以光绪二十年主讲中江书院，分科设目，计十有五，每目之中，再分子目，第八曰词章学，金石碑版附焉。陈乃乾编辑之《南洋中学藏书目》将所藏旧籍分为14类：金石书画目分为金石(目录、图谱、论辩)、书目、杂录等目录，等等。这都说明了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术分科转型过程中，金石学作为学科门类或者是分支学科门类仍然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虽然这种分科模式还没有完全定型。
真正开始将中国传统“四部之学”中的知识内容纳入到以“学科”为分类标准的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之中的尝试，是1919年开始的所谓“整理国故”。打破原有的四部体系，将四部范围内的中国典籍和其所包含的庞杂的学术门类，划分到各种专门学科大类之中。在“整理国故”中，我们看到，“金石类”的典籍，被归并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门类中。然而，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文化与欧美学术知识系统有着较大差异，将四部典籍拆分，是否能完全归并到西方近代学科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传统金石门类的归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对于金石门类的学科归属问题，在“整理国故”当中，学者们就已经开始了诸多争论。洪有丰认为：“金石目录，虽亦有历史之关系，而性质悬殊，不如各以类相从之为当也。”“金石与艺术相近，故入艺术类。”刘国钧则认为应将：“金石改称古物，与传记同列入史部……”还有许多学人将篆刻入艺术类之雕刻学目，金石集则录入史地。这说明，从古代金石门类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来看，无法等同于西方考古学，也无法单纯纳入一门学科当中。如果一定要按照近代学科分科体系来整理传统金石学，那么，唯一的方法只能根据内容拆散分别并到多个学科门类中去。而事实上，后来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命运也正是如此。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近代学科重组的背景下，传统金石学从一开始就安于被消亡的命运而没有做过学科构建的尝试和努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我们所看到的民国时期关于金石学的诸多研究和成果当中，可以证明前辈学人们并没有放弃对传统国学的保存，并且在西学大潮下进行某种改革的努力。
西方新学科，尤其是近代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传统金石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者们逐渐发现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的不足和存在的弊端。比如传统金石学以古代铜器与石刻为研究对象，范围狭窄，内容有限，对金石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文化研究则比较茫然，而对器物或石刻研究，大多只关心有文字内容之金石器物，而很少对器物形制、纹饰等方面作深入分析，更没有进行历史的断代等研究，这使传统金石学很难发展成为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再比如，金石著目或考证之类大多以文献证文献，依赖于古籍著录，没有实物上的实证，因此往往真赝错出，以讹传讹，存在不少错缪。按照陈星灿的说法，传统金石学的局限在于：“一是闭门著书，大多研究传世和采集的金石之器，而很少与田野调查和发掘相联系;二是偏重于文字的著录和研究，对于没有文字的古代遗物不感兴趣;三是与西方近代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实证方法不同，金石学偏重于孤立地研究某一个问题，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近代金石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试图努力借鉴采用科学新方法来研究金石学，将传统金石学研究带向更为科学和系统的发展方向。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黄文弼、徐旭生、董作宾等人，就是研究传统金石学出身，又能走出书斋，亲自参加田野发掘，结合科学新方法进行金石、考古研究的典型人物。同时，我们还看到，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从宋清以来的金石目录、考证、图谱汇编的方式发展为对金石学概念的界定，对史的梳理，以及宏观上的、科学的金石学研究体系的构建，主要表现在通史和概论类的金石学著作的产生。金石学概论一方面是在金石著录延伸的金石通纂的内容和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科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是对金石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它最终使金石学由从属史学发展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学科。金石学概论类的系统性著作，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马衡之《中国金石学概论》、朱剑心之《金石学》以及陆和九之《中国金石学讲义》，它们从现代学术理论方法上对传统金石学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试图建立一套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是近代金石学相对于传统金石学理论研究格局的一大突破。这三部金石学著作都是以现代的语文叙述方式进行撰写，在编写方法和体例上颇为相近，但又各具特色。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金石学著作只限于器物的分类、定名和文字的考释梳证，注重史料堆积，采用零散的、札记式的、支离孤立的研究方法不同，民国时期几部金石学著作以历史梳理、分析研究的方式，系统叙述了金石的概念、源流、分类，以及发展进化的现象。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在绪论的第一章，就阐述了从商周开始，金石名称的产生和演变，以及五代、宋以来金石学研究的状况。分论之历代铜器和历代石刻也对历代铜器、石刻的类别进行分门详述，并对它们在历代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进行有序的梳理。朱剑心《金石学》在第一编“通论”中，将金石学的肇端和演进分为七个时期;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则将金石时代划分为六个时期。这种分期的方式和分类意识体现了历史进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助于探寻我国金石学发展的轨迹。
他们还关注到金石学与史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绪论之第二章，就谈到了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可惜内容已佚，无法获知其中阐述的具体内容。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在总论中即阐述了金石学与字学之关系、金石学与文学之关系、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金石学与经学之关系、金石学与考古学之关系以及金石学与其他艺术之关系，虽篇幅不多，但通过各学科关系的梳理和比较，明确了金石学的涵义及其独立的学科性质。朱剑心《金石学》虽然没有直接阐述金石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但也表达了金石学对于史学、文学以及艺术的作用等。
三部金石学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以著史的方式对中国金石学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梳理。这些研究方法有利于对金石学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明确金石学的学科体系，清理金石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演进的规律。
第二，三部金石学著作在编撰体例和框架上，基本采取先总论或通论，再逐步分类介绍，进行合编的方式。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在绪论中先对金石学之定义和范围，以及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加以梳理，再在分论中分类进行介绍、阐述，最后进行总结论述。朱剑心《金石学》在第一编通论中论述了金石学之定义、价值以及金石学发展之历史，第二编、三编分为说金和说石两大类进行论述。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分前编与正编进行编撰。这种分类合编的编撰方法是民国时期概论类的金石学著作采用的普遍的体例和框架，从大到小，从总到分，基本上系统涵盖了金石学的研究内容。
第三，从研究内容上看，民国时期金石学著作的研究内容较之前代更为丰富详尽，对于概念的界定、内容的分类也更加清晰有序。
首先，是对金石学概念的界定清晰化。因中国古代对于概念的界定并不注重，造成许多术语经常随意互换、替代。金石学就有被称为古文字学、古物学等。比如，罗振玉编印《殷墟古器物图录》，就以“古器物”代替“金石”二字，以“古器物学”代替“金石学”，还有将“金石学”与“考古学”等同的，比如蔡元培、傅振伦、关百益等人皆倾向于金石学实为考古学的易名而已的观点。而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朱剑心《金石学》、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都对金石学的概念作了明确的定义。马衡认为：“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他认为金石学是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加以推广，是广义的学科名称，而不是狭义的物质名称。朱剑心对金石学下的定义为：“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金石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并提出金石学是传统考古学的核心，而并不等同于近代考古学的概念。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虽然没有直接对金石学下定义，但他认为：金石学以文字为主干，金石学必于金石之界限，详为划分，不能据国外考古家之说，将金石与甲骨、陶玉等混合，统称为金石学，这样就失去了金石学的本义，而不能使金石学成为历史上有系统的独立学科。实际上也是对金石学的涵盖作了一番界定。以上三种对金石学的界定有共同的核心内容，又各有差异，但对各自概念的阐述还是比较清晰的。
其次，研究内容范围有所扩大。以往金石学研究往往仅限于有文字之青铜器物和石刻碑版，对其进行考证辨伪等。马衡就把以往的金石学研究的对象——铜器与石刻改变为包括金石和其他各类物质制作的遗文、图画和器物三个方面，扩大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与马衡将金石以外如甲骨、竹木、玉等非金石材料诸品与铜器石刻并列举例阐述不同，朱剑心与陆和九都将铜器与石刻以外的甲骨、陶玉、竹木简牍之类作为附属的部分，以小篇幅作叙述。朱剑心将其置于第一编中略引其绪，陆和九则将契文、古陶、古玉单列为中国金石学讲义之前编，以清其与金石之界限。但无论如何，在研究的内容范围上还是比较广泛和完整。
民国时期“概论”类金石学著作的出现，较之前代有许多进步和创新之处，说明金石学研究和编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著作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金石学的学科发展规律、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马、朱、陆毕竟还是传统的金石学家出身，又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看到，民国时期金石学家们对于金石之学的构建，只是限于研究范围的框定以及分类构架上做出系统的历史梳理，而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目标还不能符合现代独立学科所具备的要求，因此，他们提出的“金石学”概念，其实还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尽管民国时期的金石学家对“金石学科”的构建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改变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中逐渐消亡的命运。
三、“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中消亡的原因分析。
如前所述，传统金石学中所包含的内容被拆分到如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等各个现代学科或分支学科当中，而金石学本身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已经不复存在。为什么在传统四部之学系统中存在千年，在近代学科转型过程中又经过重新构建尝试的金石之学，最终在现代学科领域中却会渐渐消亡呢?
1.传统学术分科中的金石门类包含广博，与近代学科分类侧重专门之学愈研愈精的方式截然不同，因此无法将其归于某一专门学科当中。随着近代西方分科学术的普及，图书分类和学术分科越来越趋向细密和精专化。而中国传统四部分类体系中的分类方法是注重通博，以研究主体类分，一家一派包容各种学科，注重博达会通，学人依照前人先师之家法来继承传授知识，家学格外发达，这是中国学术分科之基本趋向和特点。这在传统金石门类中有突出体现。传统金石门类研究的内容包括：金石编目、铭文抄录和分类、名物训诂、考证器物年代、研究其收藏流传、考证文字内容和文体、文字字体书体研究、器物造型、纹饰和书法绘画艺术的鉴赏、金石传拓技术的研究等众多内容。而按照近代西方学术 “注重专门”与“分科治学”，而且特别强调创设“专门之学”、研读专门之学的重要性，只有“条理至详”，才能“科学至繁”的观念，传统金石学是综合性的学术，学术核心和边界泛化，极不清晰，这显然不符合近代学科分科的要求。
2.金石门类所含内容之泛化，造成其本身在知识分类体系中归属的游移和混乱。无论是传统四部之学体系中还是在近代学术分类体系改革过程中，都同样很难明确归属。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和各部分案语的说明来看，对古代金石器物的研究，汉志、隋志、唐志、宋志等各有不同。《四库全书》比较之后，以文史之学重文字出发，将考释文字的归入经部小学类，将记录和讨论各地、各类“古刻条例名目者”归入史部目录类的“金石”门，讲书法论笔势的入子部艺术类，而将主要记录图像的如《博古图》归入子部谱录类。可见，在传统四部之学框架中，金石门类的归属也是相当不确定的。正如晚清学者所意识到的那样：“金石之学，《隋志》列经，《宋志》属史，已觉歧异，且昔之考核者少，尚可附丽，今之研究者多，岂容牵合?”即使在清末民初的“整理国故”中对史部典籍进行重新整合，对金石门类的归并方案也是有诸多差异的。入艺术、美术类，或改称古物入史学类等不尽相同。如同谱录类这种无可归并之典籍，必须根据其内容拆散，分别并到考古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门类中一样，传统金石门类因为内容广博而造成无法归并的问题使金石学在学术分科当中逐渐被拆分肢解也是顺理成章了。
3.“金石学”研究目标、方法的不系统和不确定性，使得传统金石门类无法成为近代学科概念上的“金石学科”。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要有与其他知识系统不同的特殊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相适应的理论、原则与方法。金石学虽然在研究对象上比较明确和特殊，即历代有文字记录之青铜器物和石刻碑版，但是其研究原则和方法却是多样而不明确的：考经证史、编目分类、文字文体研究、艺术欣赏等不一而足，反而是其内部所包含的各个分支门类如考古之学、器物之学、美术学等的研究目标、方法却是十分清楚，而作为“母体”的金石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却是不系统、不特定的，这样也使得金石学在现代学科门类当中无法独立。
4.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学者以类比、比附会通的方式将中国旧学逐渐纳入西方学科体系框架中，使许多传统学科被西方相近学科的名称所替代。晚清学者善于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及观念“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对中国旧学进行“类比式”研究，并以此会通中西学术，以近代西方学科概念与学术体系为参照，寻找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近代学术类似的思想和内容。其中以梁启超、刘师培等最为突出。梁启超在发表于1926年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中曾说道：“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在这里，显然梁启超是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比附西方近代的考古学。实际上，从传统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比较，两者虽然有某些地方相互重合，但却不可完全相提并论，然而比附会通的观念导致本不能相互包容的两个学术门类被会通在了一起，旧学要纳入西方学科体系，名称当然最终也会被西方学科名称所代替。因此，我们看到，在“整理国故”中， “金石类”被归并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门类中，而金石学则成为了考古学的前身，既然是前身，也就意味着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中的消亡。
5.金石学作为旧学术门类，与甲骨学、简帛学等当代的显学相比较，金石学从宋代开始就被人关注，到了近代已经有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其间学术成果林立，研究材料众多，相比如甲骨学等学科门类近百年才被发现，现今还处于研究热点上来讲，学者们对于金石研究的热情和兴奋度显然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再者，甲骨学的研究对象是鲜为人知的几近史前史的殷商历史时期，而此时的研究资料严重缺乏，对它的研究实际上是填补史前历史空白的工作，因而特别具有历史研究意义。这些都是一般的金石研究所不具备的。虽然民国时期金石学家们将金石研究的范围扩大，把甲骨、简牍等内容包含在金石门类当中，或者附属于金石门类，但是金石门类的主体毕竟还是“金”和“石”，因此，原本作为分支内容的甲骨、简牍能够从金石门类中分离出来，在当代成为一门显学，而 “金石学”却很难再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6.传统“金石学”中所包含的内容往往作为古代文人收藏、欣赏和雅玩所用，文人赏玩的功用更强于作为学科门类的研究性质。古代文人对于金石的研究往往都是在收藏的基础上进行的。宋代金石之学兴起的很大一个原因即是官僚文人追求精神文化享受，雅好收藏和研究金石，其人数之多和成就之大都是空前的。赵希鹊《洞天清录集》序说: “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掌钟鼎，亲见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瑜此者乎。是境也。间苑瑶池未必是过，人鲜知之。良可悲也。”这反映了当时文人的金石志趣爱好。宋代收集和研究金石之风从私家开始，它研究的场所主要是书斋，它包含的内容主要是古代金石器物、铭文拓片等，因此，自古到今，金石收藏研究一直伴随着文人雅玩的意味。而这样的赏玩性质削弱了金石之学作为讲求严肃的科学和逻辑的学术研究性质。这也可以被看作是金石之学无法直接发展成为现代学科门类的一方面原因。
四、当代“金石学”的意义。
传统金石学在现代学科分类系统中被分解而消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考据学、古文字学、书画艺术学、古器物学等现代学科或子学科中都能够找到从传统金石学中分解出来的知识内容，而传统金石学当中诸如碑拓之学、传拓之学等，因为无法被分解成独立的子学科，逐渐成为个别爱好者雅玩欣赏的收藏品，关于它们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在当代学术中几近消亡，而它们，恰恰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该抢救和保存下来的珍贵的历史遗存。那么，在当代，对金石之学的“存亡继绝”还有意义吗?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大力倡导、推扬，使得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关注与日俱增。“金石学”中所包含的许多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内容重新进入人们的传承和研究视野。另一方面，近年来，书画文物收藏和交易成为了热门行业，市场持续繁荣，古器物、古玺印、金石碑版拓片等的交易不断上升，价值成倍上涨，兴旺的市场带动了人们对于“金石学”的关注，全国范围内的学术研究随之繁荣。这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刺激和催生所带来的机遇。
对于“金石学”本身来说，它在当代的“存亡继绝”并不意味要打破已经定型的学科分类体系，事实上目前也不可能因为“金石学”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重新调整，也不可能像马衡时代那样试图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学科模式，新时期的“金石学”应该是在传统金石学的知识系统和研究观念、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可持续”研究。原有金石学科包含下的诸如考古、文字文献、字体书体、器物造型等已经被归入到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学、古器物学等现代专门学科当中，并且已经相当固定和成熟，因此无需调整，当代“金石学”关注的是对于传统金石学中包含的、在现代分科体系下被瓦解而濒临消亡的知识或技术内容进行保护和承传性研究，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能够保存和发展下去，这是目前“金石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它可以和一部分已经被分解到现代学科当中去的传统金石学中包含的知识内容的研究兼容并蓄，相得益彰。
如前所述，甲骨学、简帛学是近百年兴起的新兴学科，目前的研究方兴未艾，金石学研究虽然有将近千年的历史，然而经过近代学科重组的变迁，金石学百年来几近消亡，它所包含的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也濒临消亡，那么在当代，重提“金石学”，重新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内容进行抢救性的研究不正是当代学术所需要的么?它也是符合时势所趋的。而经过了将近百年的信息空缺，我想“金石学”这个学术名词对于当代学者们来说应该会具有新的吸引力。
金石在古代经常是作为收藏雅玩所需，因此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研究性质有所削弱。在当代，它仍然可以作为收藏家、文人收藏雅玩的对象，就像古代书画作品一样。但同时，它也可以像书画史学、书画美学研究那样，在学术研究方面进行充分拓展，金石研究不再仅仅是书斋里的兴趣爱好，而是在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这样的“金石学”研究的设想，我们有条件和平台么?
幸运的是，我们有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依托。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理念为创社宗旨，对金石的保存、研究有百年的传统，从早期举办的“金石家书画展”、编纂《金石家书画集》、抢救汉代石碑《汉三老碑》，一直到新世纪以来倡导的“重振金石学”活动，金石学研究人才辈出，研究硕果累累。民国时期金石学家马衡就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是推进近代“金石学”学科构建的领袖人物。金石碑版鉴定学家陈伯衡，金石篆刻学家、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等，都以发展和振兴金石之学为己任。西泠印社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金石学”的活动进展如火如荼，原拓印谱的出版、金石拓片的展览和研究的开展、围绕金石学家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使得原本趋于雅玩的金石文化逐步走向学术化。可以说，百余年来，西泠印社对于金石之学的研究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这样的强大后盾，“金石学”的重振必然可以迈出新的步伐。■
(本文由西泠印社供稿，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西泠印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