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时代日本"改革开放"以来，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急剧增加，且很多新事物在旧日语中并没有对应词汇，仅靠在描述本国事物的名词前加"洋"或者"西洋"这种土办法根本无法应对。日本知识分子只好原封不动地将新事物、新概念的名称按照原来的发音用片假名来表述和记忆。

　　据统计，三省堂出版的《日本国语词典》中收录的词汇有62,000条，其中外来语就有6,000条(排除汉语词汇后)，90%都是英语词汇。二战以后日语中引进的英语词汇更是以科技和生产词汇为主。据统计，二战后的30年间，日本引进的科技和生产类的英语词汇占据了引进英语词汇总数的近90%。

　　二战后，日本迅速意识到从公开合法渠道搜集国外科技和贸易信息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将"情报立国"作为国策，制订了一系列科技和贸易信息管理的法规政策，并先后建立了以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为代表的官方机构以及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为代表的一批半官方信息搜集机构：JST主要任务是翻译公开发表的外国学术文献;JETRO则侧重于贸易和商业信息的搜集，其在全球54个国家有71个办事处。日本民间也建立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搜集共享贸易信息的社会团体。除此之外，日本企业还建立了16家以信息搜集和咨询为主要业务的"综合商社"：这些"综合商社"在世界范围内有2000个网点和8万从业人员专事信息搜集和咨询，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商业信息搜集网络。

　　另外，日本也非常重视外语学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日本的学术出版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分工制度：数百家出版社各自负责一个专门学科，培养自己的专业翻译人员。这些专业翻译人员不但外语素养高，而且有专业知识水准，熟悉研究前沿。只要有重要的外文科技书籍、文章发表，他们就能够很快地翻译成日文，提供给本国广大科技人员研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翻译索引(IndexTranslationum)的统计，在翻译出版外国出版物的总数量上，日本紧随德国、西班牙和法国之后位列第4位，其翻译出版的外国出版物数量(130,496)约是位居第10位的中国(67,304)的2倍。因此，日本研究者可以及时有效地了解世界最前沿的科技信息。

　　日本朝野上下对于科技创新都非常重视，其全国科研投入在GDP中的比重(3.67%,2011年)位居世界第2，研究人员人均科研经费(247,634美元,2011年)位居世界第3。巨大的科研投入也给日本带来了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丰厚的效益：2000年以来，已经有10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其技术贸易收入仅次于美国，(238亿美元,2011年)位居世界第2。

　　日本学术研究成果之丰富、原创性之高，加上对国外前沿学术信息的引入专业及时，让其学术研究进入了良性循环：研究人员不需要精通外语就可以进行高质量的学术交流，也无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在查阅外语原文资料上，就能够获取高水准的前沿学术信息。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便不会说英语，也从未出过国，连护照都没有。

　　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在《自然》、《科学》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只是扩大研究影响力的锦上添花之举：日本政府并不会因为研究者在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奖励他们，日本研究机构也绝不会把是否在SCI索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研究人员的职称评价指标。

　　JST作为日本政府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核心机构之一，并不只是翻译引进国外的学术成果，在推介日本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方面也令人瞩目：其创立了英文的学术期刊电子平台J-STAGE收录了375家日本科学或技术学会发表的论文和会议论文集，论文摘要全部免费，80%的论文可以全文免费阅读。目前，世界上有约120个国家在利用J-STAGE。据《经济学人》报道，2004年到2008年间，日本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被引用到国际学术期刊的次数在总次数中占5.4%，仅次于美国、英国和德国，位列世界第3。

　　日本科学研究最重要特征就是高度的企业参与。据日本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日本70.2%的研发费用来自于商业企业，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费用只占20.6%。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负担了全国50%的科研费用，中国政府更是负担了中国科研费用的58.2%(2010年数据)。

　　企业投入资金进行研究，科技创新成果的产权当然由企业拥有。自然，企业会将科研成果迅速变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商业产品或者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反过来，这种迅速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也会帮助企业快速成长，进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研中。这种产学研高度结合的模式既帮助了以本田、丰田为代表的日本企业从战后的废墟中崛起，也让日本成为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