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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西班牙诗坛

2014-07-02
来源:凤凰网

西班牙内战(1936—1939)是该国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其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内战给人民带来无限的痛苦,也给当时的诗坛打上了永恒的烙印。

内战前的西班牙诗坛,生机勃勃,人称“第二个黄金时代”。那时,“纯诗”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年奥尔特加所提倡的“非人性化”诗歌也趋于销声匿迹。在后来兴起的以人性为主要创作主题的热潮中,涌现出不同的诗歌风格,丰富多彩的先锋派诗歌开始走向创作高峰,“27年一代”的诗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好景不长,内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道路和诗坛的发展进程。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语言变成了武器,诗人的职责是参加战斗,正如阿尔贝蒂在一首《夜曲》中所说:

当人们夜不能寐地经受熬煎

听见血液中只有愤怒在奔流向前,

清醒的仇恨在骨髓中颤抖,

持续的报复在脊髓中点燃,

这时语言已不起作用:是语言

更是枪弹。枪弹。

安东尼奥·马查多在写给里斯特尔的诗中也说:“如果我的笔能顶替你司令员的手枪∕我会高高兴兴地迎接死亡。”

在内战中,西班牙人民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有的站在共和国的立场,有的则倒向佛朗哥一边。诗坛更是泾渭分明:安东尼奥·马查多、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和大部分“27年一代”的诗人高举共和国的旗帜,同法西斯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的诗坛极为活跃,诗歌创作的数量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明。当然,这与诗歌本身的特点有关。众所周知,小说(尤其是长篇)和戏剧的创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酝酿,诗歌则是有感而发,甚至可以即兴创作,最适合表达激越的情绪、高昂的斗志和深刻的感悟。再说诗歌的传播也比小说和戏剧容易得多,不仅可以在报刊、杂志、小册子乃至明信片上发表,也可以通过电台、广播、朗诵传播,还能谱成歌曲,到处传唱。比如1937年,在美国就出版了《西班牙歌曲50首》。有时人们还会用旧曲(如《四个骡夫》、《哈雷奥》、《蟑螂》等)填新词,就像我国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们唱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一样。在巴伦西亚,甚至连盲人都动员起来了,他们五人一组,每天工作五小时,演唱街头谣曲,日挣十个贝塞塔(欧元流通前的西班牙货币)。正因为诗歌的即时性和随意性,如今要研究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诗歌是很困难的。按照塞尔赫·萨拉文(Serge Salaün)的说法,当时一般公认的“职业”诗人大约50位,而不知名的诗人却有3950位。在战火中,约有1300家传媒,估计会有万余首诗,其中9.5%是“有名”诗人的作品,5.75%是“小”诗人的作品,84.75%是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用缩写字母和笔名署名的占20%。在内战中,有许多颇具人民性的诗人,如罗赫尔·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加布列尔·巴尔德里奇(Gabriel Baldrich)、曼努埃尔·卡巴尼亚斯(Manuel Cabanillas)、胡安·阿尔凯德(Juan Alcaide)、安东尼奥·阿格拉斯(Antonio Agraz)、费利克斯·帕雷德斯(Félix Paredes)、何赛·加西亚·普拉多斯(José García Prados)、巴伦丁·德·佩德罗(Valentín de Pedro)、诺布鲁赞(Nobruzán)等。系统地刊登诗歌的杂志有《全国劳动联盟》(即《全国劳联谣曲集》,Romances de CNT)、《自由·每日歌谣》(La Libertad, Coplas del día)、《社会熔炉(或社会熔炉抒情)》(Fragua Social o Lírica de Fragua Social)和《自由卡斯蒂利亚(或手榴弹)》(Castilla Libre o Bombas de manos)等。

根据萨拉文的研究,内战时期的诗歌有一半是无政府主义者写的,如经常被人忽视的《革命人民谣曲集》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是由胡安·乌松(Juan Usón,笔名Juanonus)于1937年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劳动联盟发展得极为迅速:在其初创时期(1911—1921),其成员从3万增加到50万;至1936年春,增加到150万,内战中已增加到300万。应当指出的是,萨拉文的研究仅限于共和国一方,他调查了大约五千名作者的两万首作品。诗歌在内战中的创作与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八音节的民歌和谣曲,十四行诗所占的比例极少。这些诗中的精品多是“职业”诗人创作的,主要发表在《西班牙时刻》(Hora de Espa a)和《蓝色工装》(El Mono Azul)这两份杂志上。《西班牙时刻》发表的诗作多是思考型的,不像“顺口溜”那么直白,其中只有八首是谣曲。《蓝色工装》创办于1936年8月,是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联盟的机关刊物。它采纳了拉菲尔·阿尔贝蒂的创意,在杂志的核心部分,用两张的篇幅发表战争谣曲,杂志的前十一期和第十五期都是如此安排的。在其余各期,均有谣曲发表。与《西班牙时刻》不同,在它发表的作品中,谣曲占半数以上。因此,后来出版的内战谣曲选集主要选自《蓝色工装》。

第一部这类选集题为《战争的诗篇》,是由第五军团(el Quinto Regimiento)与知识分子联盟合作出版的。但是到了1936年11月,在这个系列中,就出版了《内战谣曲集》。书中收录了阿尔托拉吉雷、阿莱克桑德雷、阿尔贝蒂、贝加明、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普拉多斯、拉菲尔·迪耶斯特(Rafael Dieste)、埃雷拉·佩特雷(Herrera Petere)、佩德罗·加菲亚斯(Pedro Garfías)、普拉·伊·贝尔特兰(Pla y Beltrán)等人的诗作35首。1937年7月,在巴伦西亚进行了第二届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为此,埃米里奥·普拉多斯选了900首谣曲,最终录用了302首,题为《西班牙战事谣曲总集》,作为赠送各代表团的礼物,前面的题词是“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该书由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莫尼诺(Antonio Rodríguez-Mo ino)作序,诗作是按战区顺序编排的。除前面提到的诗人外,又补充了吉尔-阿尔贝特(Gil-Albert)、罗莎·洽塞尔(Rosa Chasel)、莫雷诺·维亚(Moreno Villa)、安东尼奥·阿格拉斯(Antonio Agraz)、费利克斯·帕雷德斯(Félix Paredes)、莱奥波尔多·乌鲁蒂亚(Leopoldo Urrutia)等人的作品。

上述选集并非送给与会代表团的唯一出版物。大会期间,巴伦西亚还出版了另外两部诗作:《西班牙时刻》准备了《忠于西班牙的诗人》(1937),其中收录了安东尼奥·马查多、阿尔贝蒂、阿尔托拉吉雷、塞尔努达、吉尔-阿尔贝特、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莱昂·费利佩、莫雷诺·维亚、普拉多斯、塞拉诺-普拉哈(Serrano-Plaja)等人的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共和国军方出版的《战壕里的诗篇》(1937),其中收录的几乎都是无名诗人的作品,只有安东尼奥·马查多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例外。该书共收诗作49篇,其中绝大多数是谣曲,这充分体现了它的人民性。

就站在共和国一边的诗人而言,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作不能不提。如安东尼奥·马查多致加西亚·洛尔卡的悼诗《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埃米里奥·普拉多斯的《血中的哭泣》(1939)、阿尔贝蒂的《光荣的首都》(1936—1938,即《随时随刻》的第四部分)。至于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人民的风》和《枕戈待旦》以及出生于莫斯科的塞萨尔·阿尔科纳达(César Arconada)的《我们生活在黑夜》(1936)就更是内战诗歌的经典之作了。

在内战时期的诗人中,有三位后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胡安·吉尔-阿尔贝特、阿图罗·塞拉诺-普拉哈和莱昂·费利佩。

吉尔-阿尔贝特的第一部诗集《神秘的出现》发表于1936年,由34首巴洛克风格的情诗组成,颇具夸饰体大师贡戈拉的神韵。同年他又发表了反纳粹的《烧红的恐怖》,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内战中,他的战地诗集《陌生的名字》(1938)具有鲜明的个性。内战后,他流亡到墨西哥和阿根廷,于1945年发表了诗集《幻想》,1947年回西班牙。此后他的主要诗作有《存在思考潮流》(1949)、《爱是和谐》(1951)、《形而上》(1974)、《一个永恒主题的多样性》(1981)。1981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诗歌全集》。此外,他还著有多种散文和短篇小说。

在共和派一方,塞拉诺-普拉哈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精英,是《文学之叶》、《十月》、《西班牙时刻》、《绿马诗刊》等杂志的创办者和鼓动者。早期作品《晃动的影子》(1932)和《无限期的流亡》(1936)体现了他遵循承诺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心路历程。他于1938年出版的《人与劳动》堪称战争诗歌的巅峰之作,将革命的觉悟和美学的尊严融为一体,受到安东尼奥·马查多和玛利亚·赞伯拉诺(María Zambrano)的高度赞扬。他在战后的作品有《战争与和平的诗》(1945)、《上帝之手抚摸过这条狗》(1965)。他的选集后来汇编成《朦胧的杨树》。他的杂文集有《塞万提斯的魔幻现实主义》(1967)、《承诺的艺术和艺术的承诺》(1968)。

莱昂·费利佩是费利佩·卡米诺·加利西亚(Felipe Camino Galicia)的笔名。他的诗歌创作始于“后现代主义”时期(这里的现代主义是以鲁文·达里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而非欧美现代主义),1920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行人的诗句与祷词》,1930年发表了同名诗集的第二部。他的诗歌创作深受惠特曼和艾略特(《荒原》)的影响。人们认识莱昂·费利佩,主要还是通过他关于内战的诗歌创作:《旗帜》(1937)、《耳光的小丑和竹竿的钓者》(1938)、《斧头》(1939)、《流亡与哭泣的西班牙人》(1939)。他战后的诗作有《伟大的负责人》(1940)、《你将赢得光明》(1943)、《请叫我共和派》(1950)、《鹿和其他的诗》(1958)、《啊,这老头和破提琴》(1965)。这些诗作在风格上有惠特曼的痕迹,在精神上有吉诃德的影子,在韵味上有上帝的语气(尽管是以“风”的口吻),诗人往往是以预言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诗句往往滔滔不绝,有散文化的趋势。

以上只是对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派一方的诗歌状况作个大致的梳理,名副其实的“挂一漏万”。好在这些诗人在战后依然活跃在诗坛上,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流亡在外。

在佛朗哥辖区(或称“民族主义”统治区)的诗歌创作远不及共和国一方活跃与繁荣。人们经常提及的诗集有《纳瓦罗谣曲集》(1937)、《新西班牙诗歌——圣十字军抒情》(1937)、《蓝色谣曲》(1937)、《为了西班牙的爱》(1937)、《战争与帝国之歌》(1937)、《光复谣曲集》(1938)、《野兽与天使的诗》(1938)、《永恒的长枪党》(1938)、《战争抒怀》(1939)、《起义诗选》(1936—1939)、《献给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十四行诗的桂冠》(1939)、《战争的歌集》(1940)、《武装起来的诗》(1940)、《西班牙的痛苦与光辉》(1940)、《扁桃树与剑》(1940)、《诗选》(1940)、《痛苦的时代(1934—1937)》(1940)、《军团谣曲集》(1940)、《十字军东征谣曲》(1941)等。

在“民族主义”辖区的诗坛,民众的参与更是远不及共和国一方,支持佛朗哥的基本是“右翼”诗人。在上述诗集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豪尔赫·维尹(Jorge Villén)编选的《起义诗选》和卡西米洛·西恩富戈斯(Casimiro Cienfuegos)编选的《献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十四行诗的桂冠》。《起义诗选》含45位作者的79首诗,既有外国诗人也有西班牙诗人,既有谣曲也有十四行。这是献给何塞·玛利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的,此人是长诗《野兽与天使》(1938)的作者。《野兽与天使》集中体现了“民族主义者们”(这是佛朗哥一派的代称,比“法西斯”好听一点)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顾名思义,“野兽与天使”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谓爱憎分明,将共和国派与佛朗哥派的斗争视为“恶”(野兽)与“善”(天使)的冲突。如今,除文学史外,人们对它已很少提及,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献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十四行诗的桂冠》只有25首十四行诗,作者中有马努埃尔·马查多、赫拉尔多·迭戈、莱奥波尔多·帕内罗、罗萨莱斯、毕万科、里德鲁埃霍等。普里莫·德·里维拉是个狂热的长枪党徒,不折不扣的佛朗哥主义者,法西斯专政的偶像。内战结束后,他被选为佛朗哥方面阵亡者的象征。该书具有浓重的“长枪党色彩”,将它献给这位“伟大的亡者”,就如同将《西班牙内战谣曲总集》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一样。

从上述简明扼要的勾勒中不难看出,在“内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千万人“拿起笔做刀枪”,或抒发内心愤慨,或表达坚定信念,诗兴如泉涌,诗作似繁星,通过报刊、杂志、广播、朗诵等渠道迅速传递给人民群众。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地区的诗歌创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无法与共和国一方相提并论的。但应该指出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惟有西班牙是以法西斯一方的胜利而告终的。战后,支持共和国的诗人大多流亡国外,支持佛朗哥的诗人占据了主流地位,加上他们的思想和诗歌理念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便使西班牙战后诗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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