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1936—1939）是该国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其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内战给人民带来无限的痛苦，也给当时的诗坛打上了永恒的烙印。
内战前的西班牙诗坛，生机勃勃，人称“第二个黄金时代”。那时，“纯诗”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年奥尔特加所提倡的“非人性化”诗歌也趋于销声匿迹。在后来兴起的以人性为主要创作主题的热潮中，涌现出不同的诗歌风格，丰富多彩的先锋派诗歌开始走向创作高峰，“27年一代”的诗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惜好景不长，内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道路和诗坛的发展进程。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语言变成了武器，诗人的职责是参加战斗，正如阿尔贝蒂在一首《夜曲》中所说：
当人们夜不能寐地经受熬煎
听见血液中只有愤怒在奔流向前，
清醒的仇恨在骨髓中颤抖，
持续的报复在脊髓中点燃，
这时语言已不起作用：是语言
更是枪弹。枪弹。
安东尼奥·马查多在写给里斯特尔的诗中也说：“如果我的笔能顶替你司令员的手枪∕我会高高兴兴地迎接死亡。”
在内战中，西班牙人民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有的站在共和国的立场，有的则倒向佛朗哥一边。诗坛更是泾渭分明：安东尼奥·马查多、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和大部分“27年一代”的诗人高举共和国的旗帜，同法西斯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的诗坛极为活跃，诗歌创作的数量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明。当然，这与诗歌本身的特点有关。众所周知，小说（尤其是长篇）和戏剧的创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酝酿，诗歌则是有感而发，甚至可以即兴创作，最适合表达激越的情绪、高昂的斗志和深刻的感悟。再说诗歌的传播也比小说和戏剧容易得多，不仅可以在报刊、杂志、小册子乃至明信片上发表，也可以通过电台、广播、朗诵传播，还能谱成歌曲，到处传唱。比如1937年，在美国就出版了《西班牙歌曲50首》。有时人们还会用旧曲（如《四个骡夫》、《哈雷奥》、《蟑螂》等）填新词，就像我国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们唱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一样。在巴伦西亚，甚至连盲人都动员起来了，他们五人一组，每天工作五小时，演唱街头谣曲，日挣十个贝塞塔（欧元流通前的西班牙货币）。正因为诗歌的即时性和随意性，如今要研究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诗歌是很困难的。按照塞尔赫·萨拉文（Serge Salaün）的说法，当时一般公认的“职业”诗人大约50位，而不知名的诗人却有3950位。在战火中，约有1300家传媒，估计会有万余首诗，其中9.5%是“有名”诗人的作品，5.75%是“小”诗人的作品，84.75%是无名氏的作品。无名氏、用缩写字母和笔名署名的占20%。在内战中，有许多颇具人民性的诗人，如罗赫尔·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加布列尔·巴尔德里奇（Gabriel Baldrich）、曼努埃尔·卡巴尼亚斯（Manuel Cabanillas）、胡安·阿尔凯德（Juan Alcaide）、安东尼奥·阿格拉斯（Antonio Agraz）、费利克斯·帕雷德斯（Félix Paredes）、何赛·加西亚·普拉多斯（José García Prados）、巴伦丁·德·佩德罗（Valentín de Pedro）、诺布鲁赞（Nobruzán）等。系统地刊登诗歌的杂志有《全国劳动联盟》（即《全国劳联谣曲集》，Romances de CNT）、《自由·每日歌谣》（La Libertad, Coplas del día）、《社会熔炉（或社会熔炉抒情）》（Fragua Social o Lírica de Fragua Social）和《自由卡斯蒂利亚（或手榴弹）》（Castilla Libre o Bombas de manos）等。
根据萨拉文的研究，内战时期的诗歌有一半是无政府主义者写的，如经常被人忽视的《革命人民谣曲集》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是由胡安·乌松（Juan Usón，笔名Juanonus）于1937年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劳动联盟发展得极为迅速：在其初创时期（1911—1921），其成员从3万增加到50万；至1936年春，增加到150万，内战中已增加到300万。应当指出的是，萨拉文的研究仅限于共和国一方，他调查了大约五千名作者的两万首作品。诗歌在内战中的创作与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以战争为主题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八音节的民歌和谣曲，十四行诗所占的比例极少。这些诗中的精品多是“职业”诗人创作的，主要发表在《西班牙时刻》（Hora de Espa a）和《蓝色工装》（El Mono Azul）这两份杂志上。《西班牙时刻》发表的诗作多是思考型的，不像“顺口溜”那么直白，其中只有八首是谣曲。《蓝色工装》创办于1936年8月，是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联盟的机关刊物。它采纳了拉菲尔·阿尔贝蒂的创意，在杂志的核心部分，用两张的篇幅发表战争谣曲，杂志的前十一期和第十五期都是如此安排的。在其余各期，均有谣曲发表。与《西班牙时刻》不同，在它发表的作品中，谣曲占半数以上。因此，后来出版的内战谣曲选集主要选自《蓝色工装》。
第一部这类选集题为《战争的诗篇》，是由第五军团（el Quinto Regimiento）与知识分子联盟合作出版的。但是到了1936年11月，在这个系列中，就出版了《内战谣曲集》。书中收录了阿尔托拉吉雷、阿莱克桑德雷、阿尔贝蒂、贝加明、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普拉多斯、拉菲尔·迪耶斯特（Rafael Dieste）、埃雷拉·佩特雷（Herrera Petere）、佩德罗·加菲亚斯（Pedro Garfías）、普拉·伊·贝尔特兰（Pla y Beltrán）等人的诗作35首。1937年7月，在巴伦西亚进行了第二届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为此，埃米里奥·普拉多斯选了900首谣曲，最终录用了302首，题为《西班牙战事谣曲总集》，作为赠送各代表团的礼物，前面的题词是“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该书由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莫尼诺（Antonio Rodríguez-Mo ino）作序，诗作是按战区顺序编排的。除前面提到的诗人外，又补充了吉尔-阿尔贝特（Gil-Albert）、罗莎·洽塞尔（Rosa Chasel）、莫雷诺·维亚（Moreno Villa）、安东尼奥·阿格拉斯（Antonio Agraz）、费利克斯·帕雷德斯（Félix Paredes）、莱奥波尔多·乌鲁蒂亚（Leopoldo Urrutia）等人的作品。
上述选集并非送给与会代表团的唯一出版物。大会期间，巴伦西亚还出版了另外两部诗作：《西班牙时刻》准备了《忠于西班牙的诗人》（1937），其中收录了安东尼奥·马查多、阿尔贝蒂、阿尔托拉吉雷、塞尔努达、吉尔-阿尔贝特、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莱昂·费利佩、莫雷诺·维亚、普拉多斯、塞拉诺-普拉哈（Serrano-Plaja）等人的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共和国军方出版的《战壕里的诗篇》（1937），其中收录的几乎都是无名诗人的作品，只有安东尼奥·马查多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例外。该书共收诗作49篇，其中绝大多数是谣曲，这充分体现了它的人民性。
就站在共和国一边的诗人而言，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作不能不提。如安东尼奥·马查多致加西亚·洛尔卡的悼诗《罪行发生在格拉纳达》、埃米里奥·普拉多斯的《血中的哭泣》（1939）、阿尔贝蒂的《光荣的首都》（1936—1938，即《随时随刻》的第四部分）。至于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人民的风》和《枕戈待旦》以及出生于莫斯科的塞萨尔·阿尔科纳达（César Arconada）的《我们生活在黑夜》（1936）就更是内战诗歌的经典之作了。
在内战时期的诗人中，有三位后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胡安·吉尔-阿尔贝特、阿图罗·塞拉诺-普拉哈和莱昂·费利佩。
吉尔-阿尔贝特的第一部诗集《神秘的出现》发表于1936年，由34首巴洛克风格的情诗组成，颇具夸饰体大师贡戈拉的神韵。同年他又发表了反纳粹的《烧红的恐怖》，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内战中，他的战地诗集《陌生的名字》（1938）具有鲜明的个性。内战后，他流亡到墨西哥和阿根廷，于1945年发表了诗集《幻想》，1947年回西班牙。此后他的主要诗作有《存在思考潮流》（1949）、《爱是和谐》（1951）、《形而上》（1974）、《一个永恒主题的多样性》（1981）。1981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诗歌全集》。此外，他还著有多种散文和短篇小说。
在共和派一方，塞拉诺-普拉哈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精英，是《文学之叶》、《十月》、《西班牙时刻》、《绿马诗刊》等杂志的创办者和鼓动者。早期作品《晃动的影子》（1932）和《无限期的流亡》（1936）体现了他遵循承诺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心路历程。他于1938年出版的《人与劳动》堪称战争诗歌的巅峰之作，将革命的觉悟和美学的尊严融为一体，受到安东尼奥·马查多和玛利亚·赞伯拉诺（María Zambrano）的高度赞扬。他在战后的作品有《战争与和平的诗》（1945）、《上帝之手抚摸过这条狗》（1965）。他的选集后来汇编成《朦胧的杨树》。他的杂文集有《塞万提斯的魔幻现实主义》（1967）、《承诺的艺术和艺术的承诺》（1968）。
莱昂·费利佩是费利佩·卡米诺·加利西亚（Felipe Camino Galicia）的笔名。他的诗歌创作始于“后现代主义”时期（这里的现代主义是以鲁文·达里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而非欧美现代主义），1920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集《行人的诗句与祷词》，1930年发表了同名诗集的第二部。他的诗歌创作深受惠特曼和艾略特（《荒原》）的影响。人们认识莱昂·费利佩，主要还是通过他关于内战的诗歌创作：《旗帜》（1937）、《耳光的小丑和竹竿的钓者》（1938）、《斧头》（1939）、《流亡与哭泣的西班牙人》（1939）。他战后的诗作有《伟大的负责人》（1940）、《你将赢得光明》（1943）、《请叫我共和派》（1950）、《鹿和其他的诗》（1958）、《啊，这老头和破提琴》（1965）。这些诗作在风格上有惠特曼的痕迹，在精神上有吉诃德的影子，在韵味上有上帝的语气（尽管是以“风”的口吻），诗人往往是以预言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诗句往往滔滔不绝，有散文化的趋势。
以上只是对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派一方的诗歌状况作个大致的梳理，名副其实的“挂一漏万”。好在这些诗人在战后依然活跃在诗坛上，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流亡在外。
在佛朗哥辖区（或称“民族主义”统治区）的诗歌创作远不及共和国一方活跃与繁荣。人们经常提及的诗集有《纳瓦罗谣曲集》（1937）、《新西班牙诗歌——圣十字军抒情》（1937）、《蓝色谣曲》（1937）、《为了西班牙的爱》（1937）、《战争与帝国之歌》（1937）、《光复谣曲集》（1938）、《野兽与天使的诗》（1938）、《永恒的长枪党》（1938）、《战争抒怀》（1939）、《起义诗选》(1936—1939)、《献给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十四行诗的桂冠》（1939）、《战争的歌集》（1940）、《武装起来的诗》（1940）、《西班牙的痛苦与光辉》（1940）、《扁桃树与剑》（1940）、《诗选》（1940）、《痛苦的时代（1934—1937）》（1940）、《军团谣曲集》（1940）、《十字军东征谣曲》（1941）等。
在“民族主义”辖区的诗坛，民众的参与更是远不及共和国一方，支持佛朗哥的基本是“右翼”诗人。在上述诗集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豪尔赫·维尹（Jorge Villén）编选的《起义诗选》和卡西米洛·西恩富戈斯（Casimiro Cienfuegos）编选的《献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十四行诗的桂冠》。《起义诗选》含45位作者的79首诗，既有外国诗人也有西班牙诗人，既有谣曲也有十四行。这是献给何塞·玛利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的，此人是长诗《野兽与天使》（1938）的作者。《野兽与天使》集中体现了“民族主义者们”（这是佛朗哥一派的代称，比“法西斯”好听一点）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顾名思义，“野兽与天使”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谓爱憎分明，将共和国派与佛朗哥派的斗争视为“恶”（野兽）与“善”（天使）的冲突。如今，除文学史外，人们对它已很少提及，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献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十四行诗的桂冠》只有25首十四行诗，作者中有马努埃尔·马查多、赫拉尔多·迭戈、莱奥波尔多·帕内罗、罗萨莱斯、毕万科、里德鲁埃霍等。普里莫·德·里维拉是个狂热的长枪党徒，不折不扣的佛朗哥主义者，法西斯专政的偶像。内战结束后，他被选为佛朗哥方面阵亡者的象征。该书具有浓重的“长枪党色彩”，将它献给这位“伟大的亡者”，就如同将《西班牙内战谣曲总集》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一样。
从上述简明扼要的勾勒中不难看出，在“内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千万人“拿起笔做刀枪”，或抒发内心愤慨，或表达坚定信念，诗兴如泉涌，诗作似繁星，通过报刊、杂志、广播、朗诵等渠道迅速传递给人民群众。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地区的诗歌创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无法与共和国一方相提并论的。但应该指出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惟有西班牙是以法西斯一方的胜利而告终的。战后，支持共和国的诗人大多流亡国外，支持佛朗哥的诗人占据了主流地位，加上他们的思想和诗歌理念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便使西班牙战后诗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