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墨書香好時光

 

    走過1/4個世紀的香港書展，7月16日將推出一個別有意趣的專題展覽「書香人情香港書業世紀回眸」，把1914年開設於中環皇后大道中的首間商務書店「搬」到現場，以及展出多種珍貴舊書、古董收音機、懷舊文具等歷史物件，細說香港書業過去100年的發展歷史。是次展覽由本港兩家歷史悠久的書業集團商務印書館及大眾出版社主辦。展會開幕前夕，本報記者專訪了兩間機構的負責人，聽資深業界人士梳理近現代香港書業的發展脈絡，以此為線索，觀照過去百年間本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時代變遷。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菡

 

    從無到有的「文化轉口港」

 

    1914年，商務印書館在北角設立印刷廠，它所在的街道就成了「書局街」；同一年，首間商務書店在中環皇后大道中開業，成為今日「香港書業世紀回眸」的歷史起點。

 

    不過，早年在本地印刷出版的讀物卻非常有限，具體情形就如已故的香港書業翹楚沈本瑛先生在《香港圖書出版業的過去和現在》中所言：「由於香港一直是個商業轉口港，極少獨立的工商企業，政府亦沒有系統的城市規劃，即使在50年代初期，英文教科書還是采用馬來西亞及英國課本，中文課本幾全由內地供應；中文書店除課本外，皆以文具為主。唯一在本港有印刷出版的僅只历書、尺版、舊啟蒙讀物、醫卜星相及標點通俗小說等有數的幾種。」

 

    即便如此，香港書業還是在東南亞地區擔當起重要的「文化轉口港」角色：當時中文書籍及課本均從上海、廣州等地運入本港，部分再由本港轉運至東南亞，甚至美國、加拿大等地，以應華僑之需。外文書籍則由國外進口，除本銷外，也有轉運至大陸和東南亞各地。1949年之后，香港逐漸成為東南亞地區的「圖書供應中心」。1924年設於新加坡的大眾書局就是在這一年進駐香港的。大眾集團現任主席周曾鍔告訴本報記者：「1949年前后，中國內地的政權更迭、時局動盪使得大批文人、出版界人士遠走香港，為本地書業發展注入人力資源；同時，原本由內地供應的出版物、教科書幾乎完全斷絕，這方面也出現了一定的市場需求。大眾書局1949年進入香港，當年設立世界出版社，次年又成立教育出版社，為首間進駐香港市場的海外書店。不過，公司當時的銷售重心并非本港，因為那時香港的人口不足百萬，識字的人也不多，本地市場空間有限。而東南亞的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卻有數量龐大的華僑，他們有著強烈的文化消費需求，世界出版社當時的主要業務就是為東南亞市場出版華文雜誌和休镕圖書。」

 

    采訪中，大眾集團執行董事兼大中華區行政總裁潘志偉向本報記者展示了大眾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品的一系列言情小說，一本本封面上印著豔麗女郎的薄薄小書，據說深受當時女性歡迎，每周一期，由於價錢相宜，統稱為「三毫子小說」。潘志偉表示，部分「三毫子小說」封面和內容甚為前衛和大膽，反映當時社會風氣已漸趨開放。

 

    知識點亮「香港夢」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內外環境的變化推動著香港本地書業市場逐步發展成型。外部因素主要是指東南亞各國紛紛出現排華事件，各國均采取以當地語文為主的政策，中文書籍的銷售大受打擊，在一些國家甚至被禁止，書商群體不得不把銷售重點由東南亞移回本港。值得慶幸的是，戰后的香港人口迅速膨脹，工商業逐漸發達，就業人數增加，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教育的普及，青年對各種實用知識的需求，便變得很迫切了。內外環境共同作用中，香港書業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面貌。

 

    「這一時期，出版中文教科書的機構漸多，連朗文出版公司、牛津大學出版社等海外出版機構也先后進駐香港，大大改變了英文教科書的供應。而隨著學齡人口的增加，兒童書的需求量也隨之大增，市場上開始出現了幼稚園讀本和輔助教材等書籍品類。針對成年人，則開始有了各類實用書籍、文藝書籍的出版。最值得一提的是，新派武俠小說的興起，當時，梁羽生、金庸寫出的小說在報章上連載后大受歡迎，一些出版機構將之集結出版，不僅暢銷本港，且遠及全球有華僑踪跡的地區。」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葉佩珠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指出，當時香港的版權法規并未確立，不少出版機構有盜版印刷的行為，書籍的品質良莠不齊。

 

    而根據沈本瑛先生的文章憶述，194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香港的出版社出版的新書，都是由該社職員攜著新書到港九各書店推銷及送貨，數量多者則是交由相熟的苦力運送，出版社對取貨少者寧願放弃不做。隨著出版物日漸增多和書店分布日廣，推銷新書、添補舊書成了出版社和書店最感頭疼的問題。

 

    正是在此情形下，香港的發行業應時而生，其標誌性事件就是1966年1月，專營代理發行本港書籍的利通圖書公司成立，當時即有大小二十多家出版社交由該公司發行。出版物流轉加快，極大地促進了書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