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败的万山三角岩社区，一派冷寂。

 

　　曾一度引导时尚潮流的万山特区商店，早已不复当年辉煌。

 

　　在不忙的时候，工人会坐在靠外面的山腰坎上呼吸新鲜空气

　　像一架庞大的超级马车，行驶633年后，“中国汞都”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它曾承载贵州万山特区疾驰，并将其推向“小香港”、“小深圳”的繁荣巅峰。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被宣布政策性关闭。

　　万山汞储量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因盛产朱砂、水银，曾是中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有“中国汞都”之称。1949年后成立贵州汞矿，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开采。1966年，为服务这里的汞矿开采，国家设立万山特区。2011年，改称万山区，隶属于铜仁市。

　　这种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80位的致命元素、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它所附着的丹砂，自古以来就被用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最早在万山开采可上溯至秦汉时代，有记载的官方采冶也长达600余年，始于明初。

　　2009年3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1年初，万山特区开启了一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双转型艰难之旅。

　　5年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重新打量这座转型中的城市，发现在这场华丽转身中，仍有部分原贵州汞矿职工，承受着企业关闭后，带来的离异、失业、吸毒、汞中毒、汞污染和死亡困扰。

　　生意难做的三轮车夫

　　清晨6时30分，黄亚平发动了红色“富路”三轮车的引擎。

　　几声粗重的突突声后，他从万山特区同心社区B区的缓坡上，将这辆花2.3万元买的崭新双缸三轮车慢慢驶向汞都大道。临近汞都大道路口，他左右观察来往的车流，寻找转向的机会。

　　2002年，贵州汞矿宣布政策性关闭后，他和少部分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汞矿职工一样，购置了这样的三轮车，穿行在万山特区的解放街和汞都路两条主干道，以及分别从这座城市南北延伸开去的汞都大道和三角岩、土坪。

　　黄亚平的父亲，曾是贵州汞矿技术学校的司务长，1962年，因矽肺病去世。1979年，他在这所技校读了两年选矿专业，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汞矿二坑工作。黄家有六兄妹，黄亚平排行老二，还有一位大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

　　大姐和他一样在贵州汞矿工作。两个弟弟从贵州汞矿技校毕业后，就被位于贵阳的贵州铝厂招去了。他说，幸好两位兄弟去了贵州铝厂，不然一家人就更倒霉了。

　　黄亚平小妹的命运，似乎比其他兄妹更加不堪。她从万山职业中专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去了深圳打工，30多岁时，因吸毒过量死亡。“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太可惜了!”

　　这位55岁的贵州汞矿二代职工，已开了10多年三轮出租车。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在贵州汞矿关闭时，有1146名职工选择了一次性买断工龄。离开这个曾经在全国辉煌一时的单位后，有的矿工选择了外出打工。但由于他们在汞矿工作多年，技术相对单一，加上年龄较大，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这座城市里，三轮摩托车是唯一的“出租车”。

　　黄亚平说，这10年里，三轮车的起步价从1元涨到了3元。而93号汽油的价格也从每升2.5元涨到现在的8.04元。汞矿关闭时，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出租车，现在已增至246台。其中，有近一半左右的经营者身份是贵州汞矿前矿工。

　　生意越来越难做。

　　三轮车夫杨明轩说，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这个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只有三四家小型KTV。晚上10点左右，街道就变得很冷清。在这座像极中国大多数90年代初期县城的城市，这个行业挣钱不易。

　　贵州汞矿关闭后，黄亚平就花了2900元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每天上午6点起床，6点30分发车，上午11点左右回家吃中饭。下午1点，他再次出车，晚饭前收工。周而复始。13年里，他换了4辆三轮车。每台车的价格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大，但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

　　汞都大道上的车流越来越小。黄亚平开启桔红色的左转弯灯，扭转方向盘，忽闪忽闪地驶向2.5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

　　矿工纷纷离婚

　　2014年6月，黄亚平再婚，妻子来自万山高楼坪。

　　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1994年，前妻工作的贵州汞矿所辖大龙氯碱煤厂因投资严重失误，资金无力周转而全线停产。在无事可做，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黄亚平的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前10天左右，前妻回万山与黄亚平离婚。那时，贵州汞矿败象早显，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妻子无法再与他生活下去。离婚后，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判给了他。再婚时，儿子已25岁，在贵阳跟表哥学做装潢设计。他说儿子支持他再婚。

　　这样的离婚现象，不止属于黄亚平一个人。

　　电焊工曾丽娜也是其中之一。她一生命运波折。7岁时，父亲因汞中毒去世。16岁那年，她刚参加工作时，先去五坑修渣坝，半年后，被调到食堂工作。再后来，她又被调去做电焊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时，她被以3万多元买断工龄。她在贵州汞矿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也在这年被买断工龄。

　　这年，他们10多岁的大女儿还在读小学，儿子也才1岁多。

　　被买断工龄后，丈夫去临近的贵州玉屏县做摩托车修理。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以及脑萎缩和胃溃疡等病症无法再工作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

　　2009年，丈夫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但钱太少，“根本不敢乱用。”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个现象，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

　　80年代左右，贵州汞矿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80元工资。那会儿，铜仁地区很多县里的年轻人毕业后，都愿意来贵州汞矿工作。“全国只有两三个省没有人在这里工作。”另一个让贵州汞矿工人自豪的事情，是他们的婚恋。“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都能找到一个漂亮媳妇”。

　　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畅销的奢侈品，诸如两百多元一床的鸭绒毯，也能很快在万山的百货商店卖出去。曾在贵州汞矿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刘友培说，那些年，这个电影院经常在第一时间上映最新的国际大片，如在日本轰动一时的《望乡》、印度的《流浪者》，而两公里外的万山特区电影院，通常在两个月后才开始放映。这种繁荣景象，让这个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区单位所在地，被贴上了“小香港”和“小深圳”的标签。

　　矿工们走在外面，“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一些”。汞矿关闭后，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而那些当年冲着嫁到汞矿过美好生活的部分姑娘，正渐次颓然离去。

　　在万山，广为流传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梅花路一名陈姓矿工买断工龄后，妻子离他而去。他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消愁，最后跳楼自杀。也有人说，他是醉酒后，不慎从楼上摔下致死。

 

　　工人们知道汞是有毒的，但是靠山吃山，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免疫了，也只能靠这活来增加收入，要不没钱花。

 

　　大龙镇重谭组的刘婆婆说，被污染的田种出来的米是“黑”的，大家都不敢用来吃，只有多洗洗然后煮来喂猪，大家都是买米吃。

 

　　非法土方蒸气练汞作坊下美丽的村落，显得很宁静.

　　吸毒的失意群体

　　申玉珍的步履，像一位负债累累的母亲在愁苦地跋涉。

　　她和黄亚平同住万山同心社区B区。这位71岁的老妇，走路有些瘸。她的腿是在2008年开始瘸的。那年，她去贵州省委上访，在省委门前的地上睡了一个礼拜后，腿就开始瘸了。此外，她还有高血压和脑萎缩。

　　申玉珍是矿工家属。1998年，她的丈夫在贵州汞矿工作了35年后，因矽肺病晚期去世。1993年，小儿子姚本强，被贵州水钢招去做电焊工。大儿子姚本发，一直在贵州汞矿做冶炼工。弟弟去贵州水钢这年，姚本发结婚了，妻子吴氏是万山人。

　　2001年，36岁的姚本发工作8年后，贵州汞矿关闭，他拿到1.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第二年，失意落魄的姚开始吸食海洛因。刚开始，1克海洛因50元，后来涨到100多元。

　　1.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他后来成为低保户，每月有230元低保金。

　　钱花光后，他卖掉万山三角岩家里结婚时买的彩电、沙发、戒指和床铺。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毒瘾鬼魅般如影随形。他开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样，四处寻找废铁卖。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除了当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三角岩是所有贵州汞矿10个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区，人口最多时有1829人。

　　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也开始进入这个社区，成了部分无业和失意工人们释放烦恼的东西。有时，贵阳有也有零包贩毒人员来这里兜售海洛因。

　　姚本发也是这个失意群体中的一员。

　　没有钱买海洛因时，姚本发痛苦得在地上打滚。看到儿子的痛苦状态，申玉珍偶尔也会从微薄的抚恤金里，拿出一点给儿子买海洛因。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在万山找过工作，但对方说他吸过毒，名声不好，不愿聘他。

　　有一年，申玉珍给了1500元，让儿子去外省找工作。10多天后，姚本发回来了。母亲给他的钱也全部花光。他说自己去过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不愿录用他。

　　2004年，妻子吴氏跟他离婚了。

　　他继续开始吸毒。2013年12月6日，他被当地抓去万山戒毒所强制戒毒。

　　当毒瘾越来越大时，有的吸毒者开始选择注射吸食海洛因。万山一位公务员说，曾有人因为过量注射而死亡，被人们发现时，尸体已开始腐烂。

　　7月2日上午，万山阵雨。三角岩一派静谧。这个四处房屋垮塌、灰蒙蒙的小区里，空寂冷清。如果不是偶尔从一幢平房里传出来的电视节目声音，以及偶或突突驶过的三轮出租车，会让人有步入一座死城的错觉。

　　随意推开一间房门，潮湿和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现在继续留在这些破败房子里的，是少部分60-70岁的老人。无论白昼黑夜，他们都不敢离开屋子太远，因为经常有一些吸毒的年轻人，趁他们不在家时，溜进屋里盗窃一切值钱的东西。几幢上世纪80年代前后修建的楼房里，铁制窗棂也大多被偷走。

　　申玉珍说，当年为了帮国家还苏联的债务，贵州汞矿做了数亿元的贡献。“凭什么现在让我们来承受这样的生活?”

　　鞋穿重了就走不动的汞中毒者

　　黄亚平的红色三轮出租车，如果穿过同心社区，再通过汞都大道、汞都路、辰砂路，几经蜿蜒后，就能在5、6分钟后到达3公里外的土坪路。袁仁纯家就在这条路上一幢破旧的单元楼。

　　袁仁纯在吃午饭，酒杯里的酒快要喝完了。

　　10多分钟后，这位72岁的老人再次端着杯子，手指颤抖着喝光最后一口酒。

　　1965年，他开始在汞矿工作。1989年9月，他被查出汞中毒，鉴定为8级工伤。后来，他被送去贵州汞矿技校附近的疗养院疗养。疗养期间，每天伙食不错，但根本吃不下东西。

　　自周秦以来，中国就开始用丹砂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现在，这种被命名为汞的致命元素，正让原贵州汞矿部分职工，承受着中毒后的痛苦。

　　袁仁纯说，汞中毒后，走上坡路时双脚乏力，经常性头晕。

　　当年，贵州汞矿红火时，袁仁纯曾在五坑做过冶炼的大班班长。那时每月要生产8吨汞，生产压力和工作强度都较大，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与汞接触的频率很高。

　　据《贵州汞矿史料》记载，在官方正式接管贵州汞矿两年后的1954年，就曾因134人次汞中毒，而导致休工达600多日。之前，贵州汞矿的冶炼一直采用土灶，回收率仅为50-60%，“这意味着有40-50%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气中，汞蒸气浓度超过标准460倍。

　　那时，在汞矿工作时，袁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颇受敬重，“现在没人管我们了。”

　　另一位汞中毒者刘黑子，两年前已去世。

　　2011年，澎湃新闻采访他时，这位79岁的矿工，住在万山冒水垄路一幢80年代修建的单元楼1楼里。他左手端着饭碗，右手握着筷子，正艰难地往嘴里扒饭粒，一双手不停地颤抖。导致他双手颤抖的，正是多年从事汞矿工作所带来的汞中毒。

　　在他20多岁时，他的汞中毒症状，仅是口腔溃烂。

　　刘黑子55岁的女儿刘绍萍拿出一个白色药瓶，上面印着“丙戊酸钠缓释片”字样。女儿回忆，父亲早晚吃一片，以此来缓解双手颤抖。除了双手颤抖外，他还是一名尘肺病二期患者。

　　在刘黑子的记忆中，他6岁开始接触汞。那年，他和母亲从家乡湖南麻阳县一路乞讨至贵州，最后在贵州汞矿做了一名童工。在矿上，和他年龄相仿的童工有很多。他没有想到，这一生的命运轮盘，从此与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挂上了钩。

　　不断颤抖的手脚，让刘黑子的行动有些迟缓。他用手摩挲脸颊时，手是颤抖的，无法控制，“内心很慌”。走路不能穿厚重的鞋子，“每天都只能给他穿轻便的鞋子，重了就走不动。”

　　刘黑子仍记得，他的汞中毒是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时，他所在的贵州汞矿五坑，每月要生产30吨水银，只有他一个人装罐，每罐装50斤。

　　后来，矿上要求矿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矿洞的逼仄空间里，用高压水冲洗汞矿石，并用刷子将含水银的部分刷下来，再用木炭炒。年轻的刘黑子是党员之一，他因此而成为洗矿工人。一洗就是好几年。他的开始口腔溃烂，直到他感觉“不对”，才换了其它岗位。

　　1963年7月25日，贵州汞矿在对矿工做体检时发现，矿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患病率为6.6%。刘黑子正是这6.6%中的一名。24年后的1987年6月底，这个数字增加至274人。这是贵州汞矿关闭前，最后一次出现在《贵州汞矿史料》之“贵州汞矿大事记”里的记录。

　　在万山的“双转型”中，这批汞中毒者，仍在继续承受着手脚颤抖、易怒、烦躁和精神错乱等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他们中的部分人，有的只吃一些维生素，有的根本不吃药，“让汞自己慢慢排放出体外。”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是锰污染”

　　黄亚平的红色三轮车，从万山镇东北方向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下。

　　20分钟左右，就到了13公里外的下溪乡下场溪村。40岁的村民吴从玉，正坐在家里看管两个孩子。妻子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离他家不远处，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不错。

　　几个月后，这些成熟后的稻谷，又将被卖给前来收购的外乡人。约7年前始，吴从玉家就再也没吃过自己种的大米。那年，他们家种出的稻谷上开始出现黑点，有的还是空壳。

　　也是从那年开始，他们家稻田旁用来灌溉的河流开始变黑。从此，稻田里种出的糯米也没有糯性。到了收割季节，稻叶仍是青色的。村民赤脚或穿凉鞋从河里淌过，脚会恶痒难耐，用手挠时会溃烂。

　　污染来自上游的万山镇。

　　2003年，在万山镇创建的万泰锰业，以生产电解锰等产品为主，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从万山镇注入大水溪，一直流淌至吴从玉家门前的溪流。

　　2012年11月7日16时许，万山区万泰锰业有限公司尾渣库底部导洪管破裂，库内锰渣随溪水排放至下溪河，造成下溪河污染，下溪河汇入锦江河。污染的水流，一直顺流而下注入了湖南的麻阳县，并流经麻阳县的13个乡镇，涉及10万余人。

　　下场溪村的30多户村民发现，从7年前开始，他们种出的大米，吃起来味道怪怪的。自此，他们家再不吃自己种的大米了。后来，一些外地人开始来他们村里收购稻谷，100斤130元。卖完稻谷后，他们再以每百斤240元左右的价格，去万山高楼坪购买出产的无污染大米。

　　从那年开始，万泰锰业开始以每百斤稻谷80元的青苗费，补贴沿溪一带村民。吴从玉说，他们只在稻田污染后的两年里，将从里面生产出来的大米卖给外地人。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和其他稻田受到污染的村民一样，将稻田改为旱地，种植玉米和红薯，用来喂猪和喂牛。每年，吴家需要在外地购买500斤左右的无污染大米，“用卖菜和部分低保费来购买，买了五六年了。”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河水变黑的第二年，包括下场溪在内的溪畔几百名村民，前往万泰锰业讨说法。后来，政府出面调停。

　　到了2013年，这笔费用不再发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后，这家企业已停止生产。澎湃新闻从工信部官网检索发现，2013年7月18日，贵州万泰锰业被纳入《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第一批)》中的《2013年铁合金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全国有184家铁合金企业位列其中。工信部要求这家企业在“2013年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不得向其他地区转移。”

　　“以前是汞污染，现在又是锰污染。”吴从玉无奈地摇摇头。

　　在《贵州汞矿史料》里有这样的记录：“据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文件所说，贵州汞矿排放的废水量每日600立方米以上，含汞浓度超过国家标准数千甚至上万倍。”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曾告诉《法制日报》记者，1毫克汞渗入地下，可造成大约360吨水受污染。

　　当地官方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份于2014年5月印制的《新闻素材汇编》显示，万山受污染的土地面积约10万亩，涉及10万人左右。

　　万山区环保局曾向《每日经济新闻》透露，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值汞含量1.5mg/kg作为对比值，万山老矿区下游的敖寨河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5.68mg/kg，超标17.1倍;下溪乡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78.5mg/kg，超标185.6倍。

　　2014年4月10日的《贵州日报》报道说，目前，针对此前因汞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万山特区已编制了《贵州铜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拟重点对下下溪乡和敖寨乡沿河两岸的4783亩污染耕地进行修复。这个项目需要投入20亿元，当地官方已于2013年底上报国家环保部，尚待评审通过。澎湃新闻欲向万山特区环保局求证详情，万山宣传部以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很忙而婉拒。

　　吴从玉不知道，他们家稻田里的土壤何时才能变得安全。4、5年前，有贵阳的专家来他们这里取过污染的土壤样本去化验，但吴至今并未获知专家此次的化验结果。

　　叫屈的末代矿长

　　至今，黄亚平他们仍在恨一个人。

　　这位被痛恨的人物，叫宋龙顺，贵州汞矿的最后一任矿长，被他们称为贵州汞矿的“末代皇帝”。工人们痛恨宋龙顺的缘由，是因为宋龙顺任期上，让一度辉煌的中国汞都推向关闭。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汞矿资源，应该仍可以继续生产一些年头。

　　工人们认为，他们的命运发生这般波折，宋龙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样的逻辑推动下，从贵州汞矿关闭时起，工人们至今仍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上访。

　　69岁的宋龙顺难过得有些哽咽。

　　2001年10月，他对2400多名在职职工宣布，贵州汞矿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

　　13年后，他仍无法释怀的是，从他上任到离开贵州汞矿，一直有职工在不断举报他。这些职工们猜测，他在担任贵州汞矿最后一任矿长期间存在贪腐行为，并用贪腐来的钱，在北京上海等地买了房子。

　　宋龙顺说，虽然自己理解职工们当时的心情，但他无法接受他们毫无根据的告状。“在中国，很多时候谣言三遍就成真理了。”后来，警察也曾找他做过调查，但因无据可循而告终。

　　在汞矿关闭后，生活越来越无着落的职工们，仍旧在四处写信和材料举报他。他无法接受这样毫无根据的举报，觉得自己很委屈。他说自己真的有“末代皇帝”的悲凉心情。

　　事实上，1997年3月28日，宋龙顺上任后就面临很多难题。

　　那时，贵州汞矿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公司也有几年没召开职代会。他先想法筹钱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召开了职代会，并解决了公司的生产问题。之前，因为没有钱，公司已有两个月没交电费，给矿区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影响。

　　没多久，宋龙顺亲眼看到，铜仁地区供电局剪掉供电的高压线。无奈下，他最后决定用柴油机发电，并很快和临近的玉屏县供电局达成合作意向，对方用小水电给贵州汞矿输电。

　　199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国家每年拨付一千万来支付工资，但到这年年底，仍有30万元缺口。他开车走了5个省去要债，并在9天内用要回的货款补上了缺口。

　　1987年11月，宋的前任们，决定在大龙投资7470万元创办氯碱镁厂。氯碱镁厂建好后，产品在市场上并不走俏。宋龙顺说，这个投资行为，给贵州汞矿带来了“伤筋动骨”般的伤害。

　　1999年，他仍在到处向省里和国家争取政策和资金，来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等，并将近500多名职工分流到其他企业去。

　　作为中国最大的汞矿企业，贵州汞矿被关闭后，国内市场里汞的价格，曾一度因供不应求而上扬到每吨80万元。2000年，宋龙顺最后一次卖汞时，价格才每吨10万元，“要是当时的价格能达到每吨80万元，贵州汞矿就不会马上宣布关闭了，至少还可以延续几年。”

　　“中国汞都”的转型，在五年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2011年以来，万山启动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万山转型工业园区”，目前已入驻51家企业。2014年底，万山区政府将搬迁到铜仁市的谢桥新区，这里将成为铜仁市经济发展的两翼，另外“一翼”是铜仁的碧江区。

　　官方的这两大转型之举，似乎没有给这个前矿工群体带来太多欣喜。他们仍不想轻易放弃上访，只是不知道新一轮的上访，将于何时候出发。

　　黄亚平的“富路”三轮车，发出更加沉闷的突突声，向着汞都路方向继续疾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者杨明轩为化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