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后的30年，香港的書業隨著經濟的起飛而走向了黃金時期。尤其是80年代末開始，不僅各色背景的出版機構雲集香港，來自美歐國家的英文書籍、台灣出版的圖書，甚至改革開放后的內地書籍，也都被運到香港發售。

　　對於香港書業發展的這一黃金時期，葉佩珠說：「可歸功於兩大因素。其一，香港是個國際化社會，市民閱讀口味也相應多元化，從最通俗到最學術的書籍，都有各自固定的閱讀群體;其二，當時台灣和內地進口書籍均設審查程序，唯獨香港既不用上稅也不需接受當局審查。所以，香港仍可利用區位優勢為兩岸架設文化橋梁。當然，也有一些機構布局香港，是為了等待合適時機以之為跳板進軍內地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香港的書業人士也開始謀求向海外尋求新增長點，例如，已納入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商務印書館便曾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設立書店，也曾將拓展泛珠三角市場作為集團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然而，經過十餘年的試水，商務印書館又逐漸收縮了外擴的戰線，例如2012年，該機構全面結束了在新加坡的零售業務。葉佩珠向本報表示：「香港書業向外走的優勢并不明顯。一是本地出版資源有限，二是內地市場的競爭已非常激烈，出版書籍需要報備的程序極多，書價又遠較本港低廉，港版書籍不容易打開市場。」

　　那麼，在未來的競爭中，香港書業將何去何從?對此，台灣媒體人王干任曾總結說：「多年的激烈競爭，早已造就了香港書業的獨到之處。在香港，你找不到濫竽充數的出版，我認為，那是因為市場太小，出版人不敢隨便亂出書(免得血本無歸)，風格明確(所以，香港的出版是以書系為主，同一款封面選材排版套用在同一種類型的書籍上);要出書必得制作精良，選題出眾，讓書籍得以盡可能在書店架上存活;加上制作成本高(人工、土地廠房租金、外包費用)，水平相對來得整齊，不會有為了降低成本而降格以求的現象。」

　　葉佩珠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提及了此觀點。她援引香港文化工作者趙廣超推出的《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書籍大獲成功為例指出，未來的香港書業應繼續走「精品」道路，以最精準的選題、最優質的制作在兩岸三地日漸融合的書業市場中爭取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