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年前的8月，30名身穿清朝官式礼服的幼童，从上海登上一艘日本轮船，花了28天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旧金山，然后在9月22日到达美东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城，开始了他们留学美国的生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派遣的出国留学生。

 

　　而第二、三、四批留学幼童各三十人随后于1873、1874和1875年到达，凡120人。以抵达美国时的年龄算，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10岁。1881年留美幼童被清政府召回，这一事件史称"留美幼童公案"。

 

　　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广东人

 

　　当时，带领这些幼童赴美的是两个广东人，但他们的出身，是很不一样的。陈兰彬，广东吴川人，1853年中进士二甲第七名，翰林出身；容闳，广东香山香洲（今珠海）人，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毕业的大学生。从年龄上说，陈兰彬生于1816年，比生于1828年的容闳大一轮。当时，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清政府特设的"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正副监督，一个四品，一个五品。

 

　　14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已经被淹没在当年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的身后。不过，对陈兰彬和容闳对于这段历史的贡献，专门研究中国留学史的许多史家，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贬陈褒容：对容闳的着墨居多，比如称容闳是中国留学的代名词、中国的留学教育之父，溢美之词不少；而对陈兰彬，总是有意无意地一笔带过，甚至是予以负面的评价。

 

　　有意思的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荣休教授爱德华．罗兹（Edward J．M．Rhoad）十年前发表过一篇题为《容闳的阴影之下》的文章，认为在留美教育问题上，容闳有贡献，同时，过去的研究，容闳的光辉盖过了其它人，夸大了他的贡献，忽视了其它人的成就。这里所说的"其它人"，自然包括被"极少提到的"陈兰彬，容闳在1872~1881年的直接上司。

 

　　没有疑问，容闳是留美学童计划的倡导者。1855年他从美国回来直到1872年第一批学童成行，容闳都在推动他的这一计划，甚至也向太平天国推销过他的这一方案，但都一直没有结果。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处理，陈兰彬等随行，其后，丁日昌亦被派往天津协助曾国藩，容闳则是丁的译员。很多事情的转机，可能会发生在瞬间，在天津，容闳推行多年的计划，终于出现了转机。应容闳之请，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容闳的留学计划，得到曾国藩首肯，其后，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推动其事。

 

　　陈兰彬：曾国藩幕府要人

 

　　其时，陈兰彬已是曾国藩幕府要人。咸丰三年（1853年），陈兰彬参加会试，中进士二甲第七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充任国史馆纂修，后来进入刑部任京官，直到1868年加入曾国藩幕府，这是陈兰彬参与洋务运动发端。曾国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见，近世无匹，超越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诸人，成天下一时之最。近20年间，他为了办理军政、粮饷及军工科技诸务，所设机构不下数十，招聘幕僚近400人，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从中产生出一大批各类人才。

 

　　曾国藩向来被人称为"正人"，铁面无私，要得到他的赏识、信任，并非易事。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奏请将陈兰彬等八人调补直隶，时有"八贤之目"之称。在《直隶请调人员清单》中，曾国藩称"刑部员外郎陈兰彬，……学优识正，练达事务，拟仍带至直隶襄办一切"。陈兰彬报到后，曾国藩日记多次记载"与陈荔秋（陈兰彬字荔秋）等久谈"。187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又向朝廷递交《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把陈兰彬带至江南办洋务，出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同时，曾国藩推荐江苏巡抚丁日昌为制造局督办。这是日后丁日昌推荐陈兰彬为留美学童监督的伏笔。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经营的新式军用企业之一，是当时的最大的军火工厂，1863年曾国藩选派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购回第一批机器。不过，容闳买回机器之后，史料未见容闳参与江南制造局的日常运作。这应该是陈兰彬和容闳时空有点错开的交集之一。如果说容闳是江南制造局的采购总监，那丁日昌是董事长，陈兰彬是总经理。当时，江南制造局管理人员设有督办、总办、提调、委员、司事等，显然陈兰彬是负责日常工作的。

 

　　曾国藩最早提及幼童出洋事宜的奏折，正是那份《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并称"携带子弟等赴国外者，陈兰彬及江苏同知容闳辈，皆可胜任也"。1872年2月27日李鸿章草拟《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疏》，与曾国藩联名上奏，明确提出了要派什么样的人，陈兰彬、容闳依然是曾国藩、李鸿章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曾国藩称："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选"，认为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经世致用的人。

 

　　陈容连手推出第一份留美章程

 

　　曾国藩和李鸿章提出这一奏折之后一个多月，曾国藩去世，留美幼童事业，由李鸿章一人独立支撑。其后，陈、容二人连手推出了第一个留美教育章程，这是留美学童从容闳提议落实到一种执行方案，没有陈、容连手的这一方案，容的设想仍然是空中楼阁，无法落地，也无法实行。

 

　　尽管容闳其时是江苏同知，是丁日昌的属下，但丁日昌推荐留学正监督的人选是陈兰彬，而不是容闳。历史无法假如，假如当时选择容闳出任正职，容闳的留美学童计划，一定不会走得太远，甚至可能迈不出国门半步。

 

　　丁日昌荐任老谋深算

 

　　在这一点，丁日昌可谓老谋深算，也深知大局，知人善任，丁对容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之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后来，容闳在一篇文字中，对丁日昌的"思虑周密"极为佩服。曾国藩、李鸿章奏派陈兰彬、容闳为留学肄业局正、副监督，主要还是出于对留美幼童教育的考虑："盖以纯甫（容闳）熟悉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功也"。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清廷换了三次出洋肄业局的监督，区谔良（1875~1879）、容增祥（1879）、吴嘉善（1879~1881）分别接任了监督，都没有考虑容闳接班掌握出国学童的大局。陈兰彬在出洋肄业局任监督的时间是1872年9月至1874年冬天，前后两年多。1874年，清政府派陈兰彬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然后回国协助总理衙门与西班牙就古巴华工问题进行谈判。1875年，最后一批学童抵美，也在这一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派遣国外常驻使臣，陈兰彬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而容闳则再度作为陈兰彬的副手，出任驻该三国副使，也就是说，容闳一直在陈兰彬的节制之下。

 

　　陈兰彬和容闳之间，在学童管理方面向有分工，尽管两人的处事风格不同，想法也多有分歧，但并没有白热化，留美学生也仍在美国继续学习。直到1880年底，江南道监察御史李文彬，上奏朝廷要求将留美学生"一并撤令回华"，在他眼里，留美学生"或习为游戏，或流为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当时朝野反对势力把反对留美的声势推向高潮，因为李文彬的奏报，朝廷问责李鸿章以及陈兰彬和时任监督吴嘉善，要他们拿主意。

 

　　李鸿章欠陈兰彬一个公道

 

　　提出全部撤回的其实是吴嘉善。陈兰彬在上奏，称自己在1875年之后已经离开肄业局，局内事务已不过问。朝廷问责下来时，吴嘉善从哈特福特跑到华盛顿找到陈兰彬，吴向陈述事时极力主张"将局裁撤"，陈予以劝阻，则对吴说，"以拟何办法，总宜谘呈南北洋大臣酌夺"，同意向朝廷汇报。容闳则大怒，骂吴是"留学界之大敌"。

 

　　问题出在李鸿章1881年给总理衙门的一份题为《论出洋肄业局学生分别撤留》的函件，他在函中指出陈兰彬"坚持全裁之议"，将吴嘉善原先坚持全裁的意见，理解为是陈兰彬的，而总理衙门弈欣等据此拟就的一份奏折给陈兰彬定了调，"全部裁撤"是陈兰彬提出的，却绝口不提吴嘉善，清廷随即提前撤回幼童。于是，陈兰彬成撤回学童的罪人，他曾经感叹，"天下事败之甚易，成之甚难"。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用当时人的话说，陈兰彬、容闳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宣统皇帝之师陈宝琛一首《感春》中有句：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苍天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时代，也如同面对着一盘困顿的枯棋，无能为力，遑论陈兰彬、容闳。

 

　　1884年4月，慈禧借中法战争清军战败之机，罢免弈欣为首的军机五大臣，时任总理衙门的陈兰彬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告老还乡，主持高州高文书院，编纂《高州府志》、《吴川县志》、《石城县志》，1895年去世，终年79岁。

 

　　1875年，容闳和美国小姐Mary Kekkegy结婚，婚后生有二子。《西学东渐记》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去世。

 

　　（本期主笔东方亮，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现供职于香港某财经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