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四）

 

　　艺衡

 

　　民族复兴，主要体现为一民族赶超世界其它民族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世界视域下民族之间的对比关系；但从内部看，民族复兴则主要体现为一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调整和自我超越，反映了民族内部各种关系的变动和力量的优化、提振。只有通过一民族内部关系的调整和优化，才能实现这个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对比关系的变化。因此，民族复兴是外部赶超与内部调整的统一，是民族关系变动与社会关系变革的统一。任何民族复兴，都离不开变革。任何复兴都是创新，任何复兴都是改革创新的过程。

 

　　民主、科学伴随着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体现为GDP的迅猛增长，也不单纯是国家实力的显赫，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价值的建构和国际认同。当代中华文明的价值重建，不是古老文明的复归，不是复古，而是在东西文明融合中再造新文明、新价值。

 

　　应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中，民主、科学、效率、法制这四种价值元素是极其稀缺的。罗素曾指出，"中国文化中有个弱点：缺乏科学。"中国人"忽视进步和效率"。100多年来，我们向西方文化的学习是全方位的，但从价值观来说，主要学习的可以概括为四种，一是科学意识；二是效率意识；三是公民意识；四是法制意识。

 

　　-民主、科学是近现代中国从西方价值中吸纳的两大新生力量，始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伴随。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林则徐主编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介绍和评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内容具有优势。19世纪90年代，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思想的着作日渐增多，甲午战争后，民主平等思想进一步兴起，严复在《辟韩》中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论。戊戌时期，康、梁提出改变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为近代政治变革制造了政治舆论；同时他们在思想上了宣传民权思想。可见，近代中国人已经开始用资产阶级民主平等的思想理论与封建专制作斗争，在上层建筑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大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成为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民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1915年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旗帜，抨击封建伦常。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注人了新鲜血液，人民大众的民主运动开始进入历史激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开创了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的崭新时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标志着中国的价值取向进人了民主和科学的新阶段。

 

　　效率是民族复兴的实力基础

 

　　-效率是中国从西方工业文明中引来的价值要素，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实力基础，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指标。中国第一次对工业文明的大规模引进，当数"洋务运动"。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自然和人力，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使生产效率的要求尚不突出。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内部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觉悟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技术。于是,洋务运动开始兴起。洋务派在各地建立了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这些厂一开始就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技术,以至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这些进口的机器设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的机器设备都比较完整,如江南制造总局,除制造枪炮弹药外,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刨床245台,其它机器310具。天津机器局在1876～1879年间,自制了机床等设备177台。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还建成造船厂,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至1885年先后制造大小轮船10余艘。在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重要城市之间的电讯网。仅从这些成果便可看到,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近现代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效率观念开始显现。自此以后的一百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已日渐成为企业的生存之道，效率观念也已日渐成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要价值尺度。

 

　　公民意识逐步觉醒

 

　　-公民意识的缺乏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明显差距之一，是近代中国社会愚昧落后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公民"的踪迹，存在的是臣民观念，有的是"臣民"、"子民"、"草民"、"顺民"或"暴民"。公民观念是舶来品。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浪潮给传统中国带来了近代民主意识的觉醒。19世纪90年代，以严复译《天演论》为代表，一大批西方民主政治的经典着作相继介绍到中国。先进的有识之士对民主、民权等概念和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和宣传，推崇民主政治的价值标准，批判君主专制政治。他们已经开始从传统的臣民观念中摆脱出来，对公民及其权利义务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如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了"国民"的概念："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扞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这里说的"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显然已经与"公民"没有太大区别。辛亥革命后，在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法规政令中，明文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依法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项权利。《临时约法》具有宪法性质，它的产生意味着从国家根本制度上否定了臣民关系和臣民观念，但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公民意识却难以真正得到贯彻和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高呼"民主"、"科学"的口号，呼唤独立意识和国民性改造，推动了新青年的产生和国民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从法律和社会制度上保证了公民意识的树立和践行。但"文革"的"阶级斗争为纲"却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打得粉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个人的权利义务和法人主体地位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突出，公民意识得到较快发展，社会的创造活力空前迸发。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已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法制是文明旳重要成果

 

　　-法制是中国从西方政治文明中学来的一个重要成果。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深入以及共和制度的确立，中国开始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治理方式。例如，近现代中国民法系统就深受大陆法系民法的影响，在移植借用大陆法系的原则、概念、制度和体系的过程中逐步抛弃自身的封建落后成分，在先进的罗马法自然法精神、私权观念和私法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近现代中国民法的制定肇始于清末1911年，从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律例形式转型到民法典模式，经历了《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及其草案、建国后的五个民法典草案和《民法通则》等，这些民事一般法和草案无一不是参照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而制定的。在清末民事立法时期，权利与法律的关系被深刻的认识，法律被看作是权利的载体。《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首次将西方源自罗马法的先进的私权观念和私法精神引入中国民事立法，摒弃了旧时代对官贵和宗族家长的特权规定，体现了对人格的尊重和保护，并在随后的民事立法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法的现代化。

 

　　应该说，在动荡不安的近现代中国社会中推行法制，是很不顺畅的，但法制却仍然在各种政权体制下颠簸前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营要求法治环境，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中国的进步与法制的推进已不可分离，法制已成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文明特征。

 

　　中国对西方先进价值的吸纳，预示着中华文明在价值创新中的光明前景。关于这一点，罗素对中华文明寄予厚望。他说："中国人如果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成就。"他认为："虽然中国文明中一向缺少科学，但并没有仇视科学的成分……如果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他还说："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我愿以此来唤起中国的新青年，因为这一希望并非遥不可及，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如果把罗素的这个论述与另一位英国思想大师汤因比所指出的"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的预言相对照，会发现这些思想家对人类未来的认识是何等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