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中央纪委通报，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进入7月，安徽、天津、辽宁三省市在任政协副主席先后应声落马。让人不禁要问，“政协副主席”，怎么老有你?
察时局认为：政协副主席系“带病提拔”最妥的安置岗位，既可以解决级别，又因没有实权，可以防止“带病提拔”的官员进一步腐败，造成更大的危害。
十八大后多位“政协副主席”落马
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愈演愈烈。随着巡视方式的改进、巡视对象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落马官员除了在数量上递增，其出事职位也呈现出一定特点。继“秘书帮”沦陷后，政协副主席这一职位也成为腐败问题重灾区，在落马官员中所占比例也逐渐升高。
察时局统计发现，截至昨日，在十八大后三十多位省部级以上“大老虎”中，政协系统的被打副省级以上“大老虎”数量达到12位，几乎占到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总人数的1/3。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等人。
在这12人中，绝大部分又都是任职政协副主席。其中，落马时任职政协副主席的有7人，在政协副主席位上退休的“老老虎”有3人。
政协副主席这一职位的问题不仅在省部级以上职级中突出，据中央纪委官监察部网站，自这一轮反腐风暴刮起后，在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副主席位上落马的官员数量已达25人。
其中，全国政协1人，地方各级政协24人。四川、湖南、湖北、广东、河南、贵州各有2人。广西，陕西，山西，安徽，天津，黑龙江，江苏，山东，北京，云南，福建，江西各有1人。25人中，落马时时任政协副主席的官员共有19人，曾为政协原副主席的官员为6人。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相比“秘书帮”，政协副主席这一职位群体所覆盖省份更为广泛，职位级别上的跨度更大。政协副主席已成为不折不扣的“高危”官职，拉响反腐风暴的“重灾区”轰轰警报。
违法违纪问题多为“带病提拔”前
尽管落马官员中多有“政协副主席”，但他们涉及违法违纪的问题，绝大部分与此职位无关，均在任“政协副主席”前所为，也就是“带病提拔”前。
从官方媒体公布的官员履历来看，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如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上任之前曾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书记、湖南衡阳市和邵阳市市委书记，担任过三地的“一把手”。在这三地期间的“不作为”成为了童被起诉的罪名，玩忽职守罪。
又如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上任前曾任安徽滁州市和安庆市市委书记。在滁州和安庆期间，韩被当地百姓戏称为“韩大嘴”和“韩大锤”，因其高谈阔论和颇有争议的拆迁计划而得名。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先前曾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其在任期间正是煤炭产业发展的快速时期。财新网援引一位山西省政协委员的话，“当时外省抢着要煤，这个指标如何分配有很大利益。令政策作为发改委主任，权力是很大的。”
察时局分析发现，近期落马的的25名政协副主席，大多担任过地方党委书记或者在政府组成部门(尤其是发改委)任正职。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在履职前曾任广西贺州市市委书记;令政策在任职政协副主席前担任省发改委主任。
这些政协副主席能够被“带病提拔”，也和他们担任上述职务有关，能够权钱交易、左右逢源，建立各种人脉。等到卸任一把手前，肯定会有曾经受过恩惠的“领导”出面，助其再提一级(正厅提副省、正处提为副厅)，安排任政协副主席，同时让政治生命得以延续。
政协副主席系“带病提拔”最妥的安置岗位
既然是“带病提拔”，为何要安排到“政协副主席”这一岗位?
以省为例，如果正厅提为副省级，按照权利大小，有这些去处：第一梯队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第二是两高院长;第三是人大副主任;第四是政协副主席。
对于组织部门来说，遇到有很大不同声音、但又必须要提拔的干部，安排任“政协副主席”最为合适：既可以解决级别，又因没有实权，可以防止“带病提拔”的官员进一步腐败，造成更大的危害。
一个例子就是7月20日落马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其实，当时的公安局长，一般要进政府班子，但武长顺却迟迟没有解决，或许跟外界传言有关。
2007年6月3日，时任天津市政协主席的宋平顺自杀身亡，他是武长顺的老领导，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中纪委查明，宋平顺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有网友戏称“平顺、长顺、哥俩不顺”。
而在宋平顺自杀前一年，天津政法系统还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李宝金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被查在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期间，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
鉴于上述传言，武长顺未能同其他公安厅长一样，进入政府副职序列，于是就有人帮其“曲线救国”，担任政协副主席，以此来解决副省级。天津警方有关人士解释，其实这种安排已经说明了中央的某种不信任。
知名反腐学者、湖南商学院教授王明高提醒，安排到没有实权的“政协副主席”，有时也是避免打草惊蛇的权宜之举，给查办带来机会。当官员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查案比较有难度，人走了就好查了。
但对于政协系统的官员来说，他们希望组织部门摒弃上述的“潜规则”，防止这一做法进一步影响政协声誉，“犯的事情与政协无关，但骂名却让政协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