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参证，在金庸的小说里是常事，如其自承《九阴真经》里叽里咕噜的怪文，乃受启发写成于一二四〇年的《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这本怪书，即名闻天下的《蒙古秘史》。如此的“文史参证”是以学问为根基的，而金庸的散文集《寻他千百度》，显然是体现他在武侠小说之外的十八般“文”艺的学问及见识。此时，我们再想拿他的随笔、评论与其武侠小说做某种“参证”，这样的求索可说过甚，但于金迷而言却仍是不乏悠长意味的。

如谈到金毛狮王谢逊的“原型”，学者黄子平认为是源自美国梅尔维尔《白鲸》中的亚海勃船长。金庸谈论过原著及改编的电影，说“这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度充满了憎恨与反抗”，自然，与谢逊的内在联系是显豁的，不过，我认为来源或不止一处。金庸在评论京剧《除三害》时，对周处落笔很深切，与李逵、鲁智深、张飞比，“周处是更加理智、更加内省的，也正因此，他能强烈地为自己的过失而感到惭愧，而发愤改过”，此性格特征与谢逊何其相似。金庸受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的交汇影响，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或不会定于一尊，而是采集捏合，抟土而造人。

金庸喜好围棋，熟读其小说的自然深知。他写的随笔《围棋杂谈》中也说，《碧血剑》里“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这是不是夫子自道？金庸的棋力未必多高，但对此中的境界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在《历史性的一局棋》中，细细描写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的对弈，高手之战，波澜起伏，自不待言，而吴清源的奇招被后人称为“鬼怪手”。想想《天龙八部》中所设玲珑棋局，众高人无法可破，后为小和尚虚竹误打误撞偶掷一子，方得生机。那种下法为常人所绝想不到，诡异至极，是不是也有些“鬼怪手”的意思？

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好莱坞的电影改编版，金庸做了极详尽透彻的评论，这透露出许多信息。他于这种史诗式的长河小说有深切的理解，其间必然渗入某种认同，随后写出的《射雕英雄传》，我们如果拿来与《战争与和平》比较，会发现有不少相通之处：托翁虽主写大时代，却不乏贵族家庭生活与爱情的描写，金庸虽以郭靖的成长与郭黄爱情为主线，却大力着墨于宋、金、蒙古的时代书写，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形神毕肖；托翁写拿破仑，虽刚愎自用，却未忽略其雄才，金庸写铁木真，虽血腥嗜杀，但仍为英明之草原霸主。其后，金庸对长河小说的喜好一以贯之，“射雕”三部曲后，又有《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直至《鹿鼎记》收官。

对其武侠小说的高调赞扬，金庸本人在1969年回应说“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什么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到了1994年，金庸虽仍不乏谦虚，但已说“我并不妄自菲薄，轻视武侠小说”，和1960年代相较，有了质的不同。这表明，其时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已然成型。

（《寻他千百度》，金庸/著，中华书局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