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邓小平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邓小平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这张照片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这张照片。这是我今年到北京开会，抽空去参观国家博物馆，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楼有外国领导人赠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展览，突然看到有加纳国家元首送给邓小平的礼品，上面有这张照片，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也算是留下了一个纪念。罗林斯是真心诚意的要向中国学习。那次也很有意思，我估计45岁以上的人可能记得，1985年9月1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党史上非常少见，可见它的意义特殊。那次会议主要是实现了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下了十位老人，叶剑英等都退了下来，胡启立、李鹏、田纪云、乔石、吴学谦、姚依林等六个新人上去了。现在看来，中国领导人的有序接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那天非常高兴，他直接从大会会场走到了福建厅，到了福建厅之后对外交部领导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你们送来的材料我都看了，我问三个问题，第一，加纳的政局稳不稳;第二，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第三，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一下子抓住了重点。我也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政局普遍不稳，包括加纳总统罗林斯本人也是通过三次政变上台的，老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没有多少改善，现在又有埃博拉病毒，我们特别谦虚，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有一亿人贫困线以下，我去看过贵州、云南的穷地方。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许多穷人到非洲国家，甚至到印度，怎么都是中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过土地改革，我们农民有地有房子，即使一天收入一美金两美金不到的农户，吃饭也是三菜一汤，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这不是用西方的、联合国的标准，而是用我自己的横向比较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的标准。中国人要推动以实事求是为准绳的标准创新，否则难以进行客观的横向比较，甚至还会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
非洲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处理不好，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极端依赖西方，要么极端反西方。我们今年6月去牛津大学讨论中国模式，有人问非洲国家是否可以采用中国模式，我说这确实很难。因为中国模式的前提是新中国是通过22年的武装斗争打出来的，而且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交过手，我们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和展示的决心，是全世界少有的。一般的非洲国家不要说和美国抗衡，一个小国家比利时施加压力，它可能都受不了，甚至BBC发一条新闻，这个国家可能就要乱了，他们的情况和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法照搬中国模式，也没有必要照搬。但非洲国家在政策上可以适当调整，对西方适度开放，对全世界适度开放，但一定要守住底线，趋利避害，这是中国的经验，他们可以参考。
那次邓小平见罗林斯，一上来就问他抽不抽烟，罗林斯说不抽，但您可以抽。邓说，那我就抽了，他还指着自己手里的熊猫牌香烟，说这个香烟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尼古丁含量比较低”。然后就从党的代表会议谈起，说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才短缺。中国解决的办法是靠培养，另外还要利用好现有的人才，人才培养要有规划，要有梯队。当时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因为改革开放起步顺利，农村责任制的推广，整个特区的建设都比较顺利，所以邓小平对罗林斯说“看来我们已经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罗林斯接下来要去厦门特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会见结束后罗林斯就直接去机场赴厦门了，当时习近平是厦门市副市长，我们当时也见到了他。我接触过十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罗林斯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他真心想学习别人的东西，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请。他一路感叹，说加纳人缺少理性，中国人非常理性。西方国家给我们一个模式，我们必须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你们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国模式，只有一个伟大文明的代表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次访问给罗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人坐在钓鱼台18号楼的大客厅里沉思，外交部礼宾司的人着急了，让我去劝他休息，他说他还在思考中国的经验，睡不着觉。那是1985年，中国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让他非常震撼了。
最后他请邓小平介绍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条经验比较普遍适用”。这里简单讲一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不敢提这个概念，我自己记得，邓小平本人就多次使用过这个概念。在这次谈话中，在罗林斯最后走的时候，邓小平也提醒他，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翻译室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大家就领导人谈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和难点进行讨论，看如何翻译为好，我记得我们当时就讨论过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怎么翻译比较好，是译成the China model还是the Chinese model，最后的共识是the China model更好一些。邓小平当时讲中国模式，意思很直白，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像我们讲浦东模式、深圳模式、苏南模式一样，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它是对自己一套做法和思路的总结。我们过去回避这个概念，其实是不那么自信的表现。现在习总书记已经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他经常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连在一起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让我总结一下，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点，一是眼光，邓是一个超长思维的战略家。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谈的都是今后10年、20年、30年那些自己可能看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全身心致力于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领导人。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把一些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确定下来，比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大的战略性思维，其他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二是思路，他是一个一直在思考问题的人，他每次听完外交部领导的汇报之后都会思考片刻，一句话不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眼睛看着远方，这个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南巡讲话时，他说，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这些都是手段。他的思路一下子就把很多问题点清楚了。三是清醒，他头脑非常清醒，强调任何新东西都要先试一试、看一看。《邓小平》这个连续剧中有一点是准确的，在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邓小平都反复说这句话“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邓小平的风格。最后一点是大气，邓小平非常大气，毕竟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讲话非常大气。有一次我给他做翻译，讲到打仗，当时外宾问他，你们和越南打自卫反击战，你们没有担心苏联介入吗?当时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军事比中国强大很多。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呢?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做决定的时候，把事情推倒最坏的结局，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应对他就出牌了。
这里还可以提及一下他的南巡讲话。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号，他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2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邓小平当时就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讲了很多话。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将会大乱，他说西方不要高兴太早，他说世界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会。国内很多人在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但邓小平看到的是机会来了，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认为现在是可以证明我们能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的时候了。南巡讲话表明邓小平有点急，他看到了机遇，但他认为许多人还没看出来，所以他有话要说。回头看，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开放真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能这样做，一般国家做不了。一个小国家的GDP往往还不如一个西方跨国公司的资产多，怎么跟跨国公司谈条件?但邓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全面开放，但不能失去自我。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他对邓小平派遣留学生的做法很惊讶，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他问邓小平，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收多少?中国没有限制。据说邓小平在内部也说过，十分之一的人回来就是胜利，现在的留学生约有三分之二回来了，而且留学生选择回国已开始成为主流，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提供的大量机遇。
1994年12月9日，也就是20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邓小平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也就是现在的《纽约时报》的国际版上。1994年春节之后邓小平不出来了，外界都在谈论邓小平已病入膏肓，都在预测邓小平之后，中国将天下大乱，甚至解体，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的标题就是：邓小平的思想极有可能继续主导未来的中国。我今天早上把这篇文章又看了一遍，一个字不用改，站得住脚。我这个人比较自信，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过去20来年，自己对中国的预测是准确的。这次我在上海书展上又推出了新书《中国超越》，与我的《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一起，构成自己思考中国的一个三部曲。新书中包括我对中国未来的一些预测，希望最终也会被证明是准确的。
我在书中说：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国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中国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
我在书中引用的一组数字，中美中位家庭净资产的比较，近年来，网络大V们虚构了一个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特别是无比美好的美国，但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对美国和西方的真实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美国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净资产?没有多少。我老讲这个话，上海多数的出租车司机比50%的美国人都要富。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在下降，根据美联储统计，2010年是77300美金，折成人民币就是47万左右。美国是个债务经济，政府欠债，百姓欠债，你把债务全部去掉之后，家庭净资产并不多，美联储的报告每年都发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查。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也做了一个报告，完全采用与美联储一样的方式，调查了29个省的居民，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中位净资产40.5万，农村要低不少，平均家庭净资产为32万，我在中美比较中没有引用农村家庭净资产数据，因为中国农村的土地现在还没有定价，如果农村土地确权后，土地的价值恐怕是不得了的。我们农村现在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就是说五年之后再来比较也许更靠谱，但中国城镇的家庭是可以和美国进行比较的，毕竟中国城镇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双方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大，就是一万美金的差别，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情况，把上海和西藏都拉平了。如果用版块来看的话，我们发达版块人口和美国差不多，3亿人左右，中国发达板块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我估计已经超过了47万元，47万元在上海应该属于弱势群体甚至贫困户了。不管今天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但从国际标准看，多数家庭已经富裕起来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此先要肯定，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还可以讲一个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现在谈腐败问题，党中央反腐力度很大，大部分百姓感到高兴，但也有一些人，说原来我们的官员都这么腐败啊，所以我要讲一下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建设长江三峡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西电东送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我看了中央审计署的报道，分别是34亿和64亿元，两个加在一起是100亿元，折成欧元是12亿，我觉得这些违规资金的问题应该严肃追究，该惩罚的一定要惩罚，该坐牢的一定要坐牢。德国是西方相对来说最成功的经济体，一般认为腐败是比较低的，但德国人现在都在议论柏林新机场建设的丑闻，这个机场从2006年开始建，当时的预算是12亿欧元，现在我看到最保守的估计已经是42亿欧元，按中国标准来看的话，大部分大概都属于违规资金。我们是两个跨世纪的工程，已经建设完毕了，违规资金加在一起是12亿欧元，这当然不光彩，但他一个柏林新机场，规模还没有浦东机场大，拖到今天还没有建完，违规资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实际上，德国基础设施大项目还有很多丑闻。我老说国际比较最有说服力，我不是说我们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模式相对胜出，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也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顺便说一句，德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比美国家庭还要低一点，也低于中国的发达板块、低于上海。
邓小平1994年最后一次到上海视察，他到了新锦江饭店43层的旋转餐厅看上海城市的夜景。1990年浦东开发，邓小平要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邓小平此时看到的上海夜景，已经相当美丽，他颇有感触地说“上海变了”。我三月份去柏林开会，晚上看BBC的节目“自由2014”，里面有一个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从太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他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黯淡的部分东柏林。他说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是富裕的民主国家，一个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可是我们一到柏林，就发现柏林的机场太简陋了，不如中国任何一个中国省会机场。柏林的街道，空空荡荡，没有活力;柏林的夜景只能说是路灯还亮着，与上海璀璨的夜景差别太大了，如果拿上海今天的夜景和柏林的夜景来比较，如果还是按照那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的逻辑，那么中国就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德国就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其实不是德国是民主还是专制，也不是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种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了，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大类，那只有良政和劣政两类。
好莱坞最近拍了一个电影《Her》，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但背景是上海浦东陆家嘴，别人问导演Spike Jonze说为什么美国的故事放到上海去拍，他说上海代表世界城市的未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国人还是自信不起来，该自信了，否则是要被历史大潮淘汰的。我们对西方一定要平视，平视才能看清对方，才不会被忽悠。上海超越，中国超越，我想这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缅怀。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文章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