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陆续曝光的校园枪击事件、恶性犯罪、暴恐袭击之后，近日美国黑人青年布朗被击毙事件引发持续的抗议和骚乱，使我们再一次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事实上，美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国家，可以说，我们当下所诟病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在美国都存在甚至有着更为恶劣的表现。

　　美国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极强的异质性。美国在种族、族群、宗教、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性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这些差异性长期以来都是造成美国社会疏离甚至断裂的现实或潜在因素，而美国政治制度和相关法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应对这些异质性因素的社会、政治影响而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如果回顾美国的民主宪政历史，“争权”和“赋权”构成其主要内容，而当下美国所津津乐道的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是以一种“有限民主”的形式而存在，民主权利最初只是属于白人成年男子，大多数以奴隶身份存在的黑人在美国建国近百年后才获得身份的解放，而真正获得相对平等的政治权利则又经历了近百年的历程。同样，美国妇女在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时至今日，尽管美国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屡屡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也表明其在应对日渐复杂化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方面仍有不足。当下，在美国由单一因素造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再明显，而更多是由多因素叠加所造成，比如种族与贫困问题叠加，族裔与移民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相叠加等等，为应对这些具有叠加效应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美国自身制度建设方面仍处于行进状态。

　　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既能促进美国自身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美国以及实现自我认知。坦白说，在我们的认知历程中，美国曾经被“神化”，对美国的“神化”一方面是源于我们与美国在发展水平上一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阶段性差异曾经让我们对美国经济、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等产生强烈的“震撼”。另一方面，资讯不完备以及交往的有限性，放大了美国的“优越性”，缺少对美国细致的观察和全面的理解，一些人对美国的认识甚至更多是对好莱坞大片折射出来的美国的认知。在如此情况下对“他者”产生认知难免会造成自我的“矮化”，甚至表现出强烈的不自信乃至自烦、自恨等情绪。而当下，国家的发展变革、资讯的发达和交通往来的便利为我们客观认识和分析美国提供了条件，美国正在走下“神坛”。

　　对美国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理性认知和理解有助于我们能够坚持制度建设的主体性。美国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应对美国自身的矛盾和问题而确立发展起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各项政策则应当针对中国的矛盾和问题而确立发展。尽管一些社会问题在不同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相近的但是问题产生根源上却往往有其“特殊性”，这就需要建立和制定切合自身国情和特点、能够有效解决或缓解自身问题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对于中国而言，当下无疑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对于促进我们制度建设的积极作用。我们既要反对利用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否认国家根本制度，同时也反对利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消灭问题和矛盾。为缓和、化解社会矛盾要在制度和政策变革及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把不断暴露的问题和矛盾作为一种推动制度建设的积极力量而加以引导。做到这一点，维护我们制度建设的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就美国是否衰落这一问题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目前基本的认识是美国的衰落是一种相对衰落，美国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因其他国家实力的发展而“稀释”。然而对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不应仅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来理解，我们还应当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理解。美国一些学者在承认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衰落的同时，依然自负地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软实力”，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后来竞争者都难以与其争锋。正是源于这种自负，美国外交往往呈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发展的同时大多都经历着转型阵痛，致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多发频发。在这些国家中一些急功近利者或既得利益受损者往往会放大社会矛盾复杂性和社会问题严峻性来否定国家现有体制和制度安排，其中一些人更会想当然地将美国的制度模式当作范本和榜样，夸大所谓的“制度赤字”，否定制度建设中的主导性。在这种舆论的鼓噪之下又会使得一些人在自我认知方面再度迷失。事实上大量资讯和人员往来已经让我们认识到，不但美国，即使是那些以西方民主为范本建立起的所谓的民主国家也并没有摆脱社会危机或杜绝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发生。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保持主体性，发挥主动性，才能确立和完善既能符合自身发展实际、又能有效缓和或化解当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

　　保持主体性并不意味着盲目排斥外国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而是能以更开放的胸襟和理性的态度借鉴别国的经验。比如在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方面，美国强调法制并善于发挥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便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可喜的是，我们在坚持制度建设的主导性和独创性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曾几何时，围绕制度变革和建设，国内一些所谓的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展开激烈讨论，可谓聚讼纷纭。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息讼”的效果。民主制度建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终归是要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具有独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基本制度的有力保障以及总体目标的有效指导下，中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各项具体制度政策将会更加成熟有效。届时，中美两种制度之间不是相互竞争，更不存在所谓的“制度赤字”，而是各自为促进本国的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本国人民福祉而比翼齐飞。（白玉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