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香港的“文化形象”——或者说外界对于国际性大都市香港的“想象”与“记忆”？时至今日，依然认定香港是“文化沙漠”的，不是偏见极重，就是彻底无知。可香港的文化到底有何值得夸耀，或者说被大陆民众“长相思”的呢？如果从中国大陆民众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香港文化形象的嬗变，大抵一方面是香港人不断努力、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则是外界对于此“商业城市”的了解逐渐深入。也不妨删繁就简，用“大侠”与“大学”这两个意象来描述：前二十年（1978-1997）是游侠想象，后二十年（1991-2014）是大学故事；至于回归前后是过渡期，两边兼顾。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香港的流行文化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大陆。从电影、歌星、乡音（粤语及港式普通话），到服饰、化妆品、流行音乐，都曾风行一时。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当属武侠小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功夫片。一个高度商业化社会，竟产生大量特立独行、替天行道的“侠客”，实在是好玩的事儿。你可以说这是“白日做梦”，或者“成年人的童话”，但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七剑下天山》，以及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打头，港台掀起一股写作、阅读武侠小说的热潮。而这些“千古文人侠客梦”日后之涌进中国大陆，却是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作为“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而且在毗邻港澳的广州念书，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将萨特、卡缪与金庸、古龙混合在一起阅读的。如此滑稽的“混搭”，可见我们的接受视野。

经由十多年的酝酿，逐渐积聚起巨大的能量，武侠小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1994年5月，北京的三联书店推出“典藏版”的《金庸作品集》；10月，北京大学聘金庸为名誉教授，中文系严家炎教授在致辞中称这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同月，海南出版社刊行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第四。至此，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尽管学界对此举有不少批评声音，但阅读及谈论武侠小说，已不再是一件低俗的事。盛产“好看”的武侠小说，于是也成了香港的文化标志。可以这么说，金庸小说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纳，对于提升香港的文化名声是有很大帮助的。

此前此后，有过不少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但其艺术成就与影响力均无法与金庸相比。为什么？除了艺术才华及经营能力，更与金庸政治上的抱负有关。我曾提及长期撰写《明报》社论对于金庸小说的意义。而在推广自家文化品牌的过程中，授权影视改编也是重要的一环。这就涉及香港功夫片（武打片）自身的发展脉络及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彻、胡金铨分别拍摄了武打电影的经典之作《独臂刀》与《大醉侠》；而八十年代初《少林寺》的上映，对此类型电影的推广大有帮助；到了九十年代初，胡金铨导演的《笑傲江湖》、徐克导演的《黄飞鸿》系列、徐克与李惠民导演的《新龙门客栈》，其想象力之丰富、武打动作之逼真，以及电影画面之精美，让大陆观众叹为观止。于是，大陆的武侠影视也开始上路了。其中，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片人张纪中选择与金庸合作，第一部拍的是《笑傲江湖》，金庸只收了象征性的1元版税。张导再接再厉，发誓将金庸15部作品全都重拍一遍。今年开拍的是第八部新剧《侠客行》，以及第九部《书剑恩仇录》。不管专家评价高低以及观众如何吵翻了天，以央视的绝佳平台，张拍金剧都能畅销无阻。

兼及小说与影视的香港“大侠”，因而成了很多大陆民众的“最爱”。以至今日，当香港中文大学与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坐在一起讨论“香港文学”时，一边谈的是刘以鬯、西西，另一边则是金庸、梁羽生，差异何其大。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多次谈论都市生活与文化生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金庸小说之进入中国大陆，是十分有趣的题目。你可以说，将金庸作为香港文学的代表，那是绝大的误解；可古往今来的“文学接受”，又有多少是“正解”的呢？如此接受过程，跟金庸小说的潜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大陆民众的欣赏趣味及现实需求——那时的中国大陆，缺的正是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化产品。

回到最近二十年大陆民众对于香港文化的想象与记忆。有趣的是，“大侠”的身影尚未完全消逝，“大学”的故事已迫不及待地开讲了。为了纪念香港回归及建国五十周年（1999），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了《香港教育的过去与未来》，打头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分别宣讲各自大学的历史及办学宗旨。接下来是关于香港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各种专门教育的介绍。读者锁定在大陆民众，因而此书基调是“一路凯歌”，具自我反省及批判精神的，只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讲座教授刘述先的《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社区及家庭医学系及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讲座教授杜祖贻的《香港学术发展的正路》。两篇文章论述策略不同，但都警惕香港教育的“学术殖民地心态”。不过，这些批评不起任何作用；且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高校也都逐渐走上了这条唯哈佛耶鲁马首是瞻的“康庄大道”。

二十年前不怎么被看好的香港的大学，最近变得特别靓丽起来。一是中国大陆各高校正步其后尘，纷纷追求不无争议的“国际化”，因此香港各大学的优势被无限放大。二是所谓客观公正的“国际排名”，正引起国人的热情围观。今年6月13日，《文汇报》发表《缺乏特色让上海的大学落后于香港》，称依据2013年QS亚洲大学排名（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上海的大学普遍落后于香港。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第1、香港大学第2、香港中文大学第5、香港城市大学第12，而上海最好的复旦大学也只排第23名。此外，香港理工大学高于上海交通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高于同济大学，岭南大学高于华东师范大学等等。上海这四所名校——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可都是985大学呀！也就是说，香港各公立大学的“国际排名”都比内地的985大学要靠前。我在香港教书，深知这样的排名是有问题的。说香港理工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高于上海交通大学，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

正因国际排名靠前，香港各高校目前吸引了很多大陆的优秀学生。从1998年28名内地学生入读香港中文大学开始，到今年香港八所公立高校共录取1588名内地本科生（加上私立学校，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00），这无疑大大改变了香港的高等教育结构。香港的大学师资不错，教育体制也可圈可点，但生源一直不太理想。总共七百多万人口，除去小学或中学毕业后直接到海外读书的，剩下的特别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其实不是很多。内地学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陆续进入香港的大学。中央政府给予香港高等教育的最大帮助，是在政策上允许他们零批次录取。这样一来，香港的大学生源很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在港中大教书，明显感受到近些年来学生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虽然内地考生报考香港各大学的热潮实际上已有所回落，但今年招收内地学生的香港高校却新增了5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7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树仁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珠海学院、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学院、明德学院、恒生管理学院、明爱专上学院、东华学院）。后五所香港高校，只要考分达到二本录取线，就有资格“经过面试后被录取”。从顶尖的北大清华，到985高校，再到诸多很不错的二本院校（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都面临着香港各高校的激烈竞争。

二十年前，我们谈到香港这“弹丸之地”的文化与教育，都不以为意；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对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大学已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去年我在《新京报》以及《明报》撰写“大学小言”专栏文章，今年结集出版。确实，我对中国大陆的高校严厉批评，而对香港的大学则“温柔敦厚”，因写作主旨是探讨在华人地区办“好大学”的可能性，而拟想的主要读者是大陆民众。

香港文化形象从“大侠”转为“大学”，这实在是个奇迹。其中不无误解，但背后的思路与情怀值得认真追踪。尤其是谈论香港，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从个人才华到教育制度，从“南来文人”到“东归学者”（抗战爆发后的“南来文人”，对于香港现代文学及文化建设起重要作用，这点学界多有论述。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诸多原本任教美国的华裔学者来港，对于香港学术、文化的意义，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从隔岸观火的欣赏，到身临其境的参与，大陆民众及学界的“香港想象”，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或许是某种“基于匮乏”的文化想象——当初武侠小说之被国人激赏，以及今天香港各大学之被过度表彰，很大程度缘于大陆民众及学界对于自家处境及立场的反省与批判。不能说“无中生有”，香港文化确实潜藏着某种优势，只是在大陆民众的阅读与阐释中被夸大了。但你也得承认，这种“误读”有其合理性——无论“大侠”还是“大学”，确实是这“东方之珠”曾经具有的独特魅力。

从里往外看，与从外往里看，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我当然明白，香港各大学同样面临很多困惑、迷茫与歧途，但将其投放进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漫长历程，看其如何像鲶鱼一样激荡起一池春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多年后再回头看，也许这是香港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2014年9月15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