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2014年10月1日，全球金融发展理论的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教授去世。

　　作为“金融压抑”理论的创立者，中国经济学界对麦金农教授一点都不陌生。麦金农教授长期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问题。在他的名著《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中，他开创性地提出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及对金融和经济的危害。对于转型国家的金融改革问题，他在肯定金融自由化大方向的同时，特别强调转型国家金融改革的关键是“选对”改革的次序。在他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一书中他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顺序，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使得中国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避免一些国家因为开放“次序”错误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他是少数替中国说话的美国学者。他认为中国陷入了一个“货币陷阱”，这一陷阱的原因是储蓄盈余(和美国的储蓄赤字)和美元资产的近零利率。因此，他认为，对于即使没有热钱流入，人民币汇率也将面临上行压力，因为中国没有相应的流出为贸易(储蓄)盈余融资。他指出，尽管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完全自由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有朝一日可能实现，但这一天还远得很。因此，在看他看，中国必须保持对金融资本流入的管制，人行应该干预以稳定人民币/美元汇率。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中国正在破局的金融改革而言不要犯大的错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金融抑制理论与民间借贷

　　1973年，麦金农教授和爱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提出了提出“金融抑制”理论，一时风靡全球，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而所谓“金融抑制”一般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控制利率上限、负实际利率、并操纵银行信贷等问题，从而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麦金农和肖提出的这种金融抑制假说和市场分割假说，不仅可以用以解释中国民间借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正是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使得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应运而生，而且，对于中国一方面M2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又出现“钱荒”等现象能给予贴切的解释。

　　就民间借贷而言。由于金融抑制的长期存在，民间金融不仅成为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资金供应者，而且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学者刘伟(2001)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第一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5%，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97.25%，在第二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84%，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2.16%，在第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8.5%，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1.5%，加权平均计算，改革以来，我国62%以上的GDP由非国有经济所贡献。这意味着，改革3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是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对资金的供应却呈现相反的扭曲状态：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到40%的国有经济部分，获得的贷款资源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70%以上，而对国民财富贡献高达62%的非国有经济，只能从主流金融机构拿到不到30%的贷款。就此而言，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间借贷等地下金融的发展，非国有经济很难想象能有今天的发展。

　　这说明，中国的主流金融机构，将大量的信贷资源给了大企业和国有部分，但其创造的财富和其占有的资源之间明显不成比例;而身份尴尬的民间金融，反而成为中国财富增长的最主要的金融动力。学者辜胜阻近年来在温州市的调查也表明，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可以，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国内外的学者估计，目前中国民间借贷的借款总量占去全部信贷的总量在33%到45%之间。在“金融抑制”的环境下，非主流的民间借贷却成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金融抑制是中国发生钱荒的真正根源

　　麦金农教授的“金融抑制”理论也可以解释去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钱荒”现象。“钱荒”表象是商业银行的资金错配和逐利行为，根子上却是金融改革的滞后和政府投资拉动模式使然。大量的信贷资金为什么只在金融体系内进行着自我交易的循环游戏，信贷资金为什么喜欢投向低效的产能过剩领域和政府项目，信贷资金为什么喜欢追逐高杠杆而又极不透明风险很高的理财项目，这背后的真正原因，仍然是金融是长期以来金融业改革滞后使然，改革的滞后，导致金融抑制无处不在，货币的效率和产出低下。

　　在顺畅的金融体系下只需10元的货币供给可以带动的GDP增长，在中国却需要20元甚至30元的货币供给，货币大量迷失，央行为了维持经济运转必须大量发行货币。而金融的滞后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存在四大难以破解的体制困局：一是利率管制使得资金价格人为被压低。民间借贷的利率和当年外汇管制后“黑市”的汇率一样，是最真实的资金价格，利率管制导致出现“资金黑市”，一方面给银行寻租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也诱使银行进行大量的高收益的表外业务;二是银行准入的行政管制，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银行业，银行业本身成了国有资本的特许经营领域，民间草根金融难以对主流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压力，银行利用自己的垄断可以制造人为的短缺;三是政府主导投资的模式，导致大量的信贷资源进入低效或者产能过剩的领域，在拉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作为补偿，暗中对银行的违规和表外业务放松监管;四是GDP思维导向要求银行在资金的投向上以地方的经济增长为最高准则，而不是以投资项目的效益作为选择，从而导致银行出现大量的非经营性的坏账。在这种情况下，不管M2总量如何，中国货币的流动因为各种“金融抑制”而出现人为的肠梗阻，从而出现“汪洋大河”边上没水吃的“钱荒”怪象。

　　破除“抑制”让金融成为最重要的软实力

　　毫无疑问，就实体经济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包括外贸等很多领域已经位居全球第一。但就金融层面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金融小国，金融弱国，金融仍然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这一方面和金融改革滞后、金融抑制严重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们没有把金融改革放到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把提升金融软实力作为中国当务之急的国策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过去几年，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是全球最高的，但问题的关键绝非我们的金融机构竞争力很强。赚钱能力不等于竞争能力，尽管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超过中国3000家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但这不意味着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竞争力已经位列全球首位。中国实体经济的羸弱，中小企业融资难，本质上不是因为金融强大，而是因为金融垄断，金融软实力太弱。过去我们老提什么“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从来不去想是不是我们的金融本身需要做强，需要提升软实力。在理念上对金融的不重视，处处可见。比如，十八大报告29094个字，但谈到金融体制改革，只有127个字：“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在这种理念下，金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明显。比如，1990年，美国、日本的人均金融资产分别是中国的106倍和246倍，现在仍然是30多倍，但中国的经济实力早已超过日本，接近美国。

　　小平同志当年精辟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就全球经济版图的变迁而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金融非常弱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麦金农教授的“金融抑制”理论提醒中国，一定要把金融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破局的关键，将金融改革提到极其重要的高度，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并且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民间资本入股中小机构，善待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是打破中国金融业垄断，完善中国金融生态，提升国家金融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作者：马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