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下半生，被討論得最多的，是他在1949年突然放弃文學創作，一頭扎進歷史文物研究領域。不過，不論是張新穎還是陳萬雄博士，都認為，其中固然大有政治因素的推動，但也并非那麼「遽然」，而是夾雜了恪於形勢和主動爭取的雙重因素。

　　張新穎早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說起沈從文研究文物是半路出家，好像是從1949年以后一下子跳到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不是的，是有一個漫長的歷史。他在30歲時寫了一本《從文自傳》，記錄自己20歲以前的生活。以前大家都覺得那是一個文學自傳，但過了這麼多年去看，我們發現里面有一條很清晰的線索，一個年輕人對文物、對歷史愛好的線索，或許是沈從文自己都沒意識到的。」「他寫自己當兵的時候一個月3塊錢的工資，背包里會有值六塊錢的《雲麾碑》、值五塊錢的《聖教序》這一類跟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化連在一起的書。他特意寫了一章《學歷史的地方》，寫在陳渠珍身邊做書記官，保管字畫、古董，他對這些很有興趣。但他30歲的時候沒想到，十多年后自己會來做這個。」「上世紀40年代到了昆明后，他對文物、對歷史的興趣，已經不能單純地叫做興趣了，在生命當中占的比重就越來越大了。所以汪曾祺說，他跟沈從文讀書的時候，談文學沒有談亂七八糟的東西多，這個就可以看出他興趣的偏向。」陳萬雄也提到，在全面轉入歷史文物研究之前，沈從文對文物藝術已具濃厚的興趣，且有相當的造詣。青少年時期，他已從那些本地鄉紳學會了刻圖章，寫草書。1922年到1923年間，沈從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陳渠珍的書記，接觸到大量中國古代文獻古籍、明清繪畫及銅器，為他的文物歷史知識打下良好的基礎……這段接觸文物藝術的因緣，讓慣於逃學、生命浪蕩無所依託的他，心靈突然開竅，文化的靈光閃耀。在回憶他在湘西任書記時，他就強調了「這份生活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全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到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

　　兩位「沈迷」學者認為，沈從文的文物研究和文學創作是一脈相承的。張新穎說：「他在建國以后的文物研究，是傳統的文物研究者不研究的東西。別人要麼是研究文人感興趣的東西，要麼是研究廟堂文化的東西，而他的研究對象，是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的東西，用現在的話來說叫做工藝品，就是一個鏡子、馬鞍、絲綢這類跟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普通人制造的東西。他以前的文學關心的也是這樣一個東西。所以他的文物研究對象其實是延續了他的文學的興趣。」陳萬雄說：「對於沈從文，早年於文學創作、后期至於文物歷史研究，都完全是將個人生命與民族國家命運以至人類遠景緊貼在一起的。亦由於他自少親近大自然，混跡於社會底層，切身感悟到勞動者的創造艱難和可貴，加上因民族文化和民眾文化在西風歐雨冲擊下的凋敝，一種強烈的要求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再造、爭取底層社會原始自然生命的升華、要恢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渴望，就成了沈從文終身不渝的使命所在。所謂文學世界的沈從文和文物世界的沈從文，其實非兩個不同的世界，而是一個世界。只有結合文學世界的沈從文和文物歷史世界的沈從文，才可以完整和充分地理解作為完整生命的沈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