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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沙博理:他把中国文学带给世界

2014-11-06
来源:作者:张熠如

沙博理

10月18日,沙博理(Sidney Shapiro)于北京家中辞世,享年98岁。作为著名美裔中国籍翻译家和作家,沙博理一直致力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他是任期最长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社会问题的专家,专事汉英翻译60年,译注达一千万字,曾译《水浒传》《家》《春蚕》和诸多红色革命小说,撰写研究中国古代、现当代社会问题的专著多部。他翻译的《水浒传》被认为是迄今最好的英译本。

1915年,沙博理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沙博理成为一名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陆军服役,当时的美国出于局势的需要,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各国语言。本来,沙博理申请了学法文,但由于竞争激烈被分配学中文。这就此激发了他对中文的兴趣,让他在退伍后放弃律师的本职,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他用退伍军费买了从纽约到上海的船票,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航行。此后他再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中国。

在上海,沙博理结识了著名演员凤子,1948年两人结为夫妇,证婚人是作家郑振铎。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担任翻译,与杨宪益等翻译家创办了第一本英文版《中国文学》,负责译审。那个时候,他和作家老舍、赵树理都是很好的朋友,老舍曾打趣说他是“北京文联的女婿”。1963年,沙博理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是当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沙博理第一部翻译的作品是《新儿女英雄传》,完成后,他将译稿拿到美国,成为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红色文学作品,而他也就此走上翻译之路,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译著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沙博理的翻译优势在于他的双重文化身份。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往往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翻译的准确性和审美性都会被译者的文化价值观所左右。作为成长在美国的犹太人,沙博理所一直熟悉的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而在主动接触中国文化之后,他开始有了第二重文化身份。随着他与凤子结婚、在中国工作、加入中国国籍,他逐渐融入了自己“中国人”的第二个身份之中。这样的双重身份能让他比其他外籍汉学家更了解中国文化,也比一般中国翻译家更明白如何向西方诠释中国,因此,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审美上,沙博理的翻译作品都能被西方社会更好地接受。

在与翻译理论家张经浩的通信中,沙博理曾写道:“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这体现在了沙博理的翻译作品之中。以《水浒传》为例,赛珍珠、沙博理和J.K.杰克逊都翻译过《水浒传》,而沙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被评价为“比原来的译本(赛珍珠版)优秀三倍”。不同于赛珍珠逐字直译、尽量符合原文的翻译方法,沙博理在无法直译的情况下一律采用意译,让西方人更好理解。他将书名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outlaws”一词在英文中指绿林好汉,正好符合了书中人物草莽出身、为百姓挺身而出的英雄形象。在翻译一些带着中国独特文化的词时,沙博理也采用意译,让西方人更为接受。如在翻译《家》时,梅表妹并没有被简单地翻译成Mei,而是his pretty cousin Mei,“mei” for“plum blossom”,这样,西方人明白了“梅”是“梅花”的意思,也就更能明白小说中诸如觉新爱折梅花的细节。

除了翻译,沙博理也进行文化研究。作为犹太人,他对中国的犹太人历史格外感兴趣。他发现自唐代起,古犹太人就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渐渐被中国人同化,作为一个民族而消失。1984年,沙博理所著的《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 在中国出版,此后又在美国、以色列等地出版,引起很大反响。

1962年,沙博理搬进了北京南官房胡同,不远处就是杨宪益的家。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并最终在这间四合院里安然辞世。

沙博理经常说自己不是“国际友人”,他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中国就是我的家,等我上天了,我希望我的根还在中国。”现在他走了,他把自己留在了中国,又在六十年的翻译实践之中,把中国文学带给世界。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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