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力貞遺體告別會

　　遺體告別會現場

　　2011年6月9日，劉力貞老人在父親遺像前，講述父親劉志丹故事

 

　　原標題：劉志丹女兒劉力貞遺體告別儀式昨舉行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陜西省第五、第六、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革命烈士劉志丹之女劉力貞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11月3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5歲。昨日上午，劉力貞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西安舉行。

 

　　劉力貞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劉云山、李建國、趙樂際、栗戰書、朱镕基、李鐵映等分別發來唁電或送來花圈表示悼念。受習仲勛夫人齊心委托，習遠平到家中吊唁并出席遺體告別儀式。劉力貞同志病重期間，趙正永、婁勤儉等省級領導多次前往醫院看望。

 

　　趙正永、婁勤儉、馬中平、孫清云、江澤林、郭永平、魏民洲、姚引良、景俊海、安東、毛萬春、劉小燕、陳強、高龍福等省級領導；白紀年、張勃興、安啟元、李溪溥、程安東、周雅光等離退休老同志；王三運、劉偉平、歐陽堅、楊德中、陳德銘、胡德平、白克明、賈治邦、林漢雄、黃靜波等兄弟省區市、中央部委領導；以及老一輩革命家子女和劉力貞同志生前友好，家鄉代表等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或發來唁電、送來花圈，中共中央組織部，陜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甘肅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等送來花圈。

 

　　劉力貞同志1929年11月生于陜西保安（今志丹縣），194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3月參加工作，歷任西北野戰軍第四后方醫院文書、西北運糧總站組織科科員、延安大學校部秘書、西安市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陜西省中醫藥研究院附屬醫院院長、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1993年4月離休。

 

　　>> 習遠平在《陜西日報》撰文紀念劉力貞 <<

 

　　題目：兩代人的革命情懷——深切紀念劉力貞大姐

 

　　今年7月，聽說志丹伯伯的女兒劉力貞大姐身體不好，我專程與愛人張瀾瀾一起到西安看望劉力貞大姐和姐夫張光。沒有想到，此時一見，竟成永別，她終因病情惡化，于11月3日逝世。我和我的家人為她的逝世，深感痛心，母親委托我看望大姐的家人，并參加告別儀式。

 

　　力貞大姐是劉志丹將軍的女兒。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劉志丹、謝子長和我的父親習仲勛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創建紅軍，開創了陜甘邊根據地、陜北根據地，最終統一為西北根據地。我父親當時只有17歲，被黨組織派往國民黨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并于1932年4月在甘肅領導發動了震驚陜甘的“兩當兵變”。

 

　　1932年2月，劉志丹、謝子長等人組建了陜甘游擊隊，從此開始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歷程。同年8月，我父親也從“兩當兵變”后輾轉來到照金，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劉志丹、謝子長。在志丹伯伯支持下，我父親又從照金返回渭北開展武裝斗爭。他生前曾回憶說，當時中共陜西省委嘗試在渭北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殘酷的斗爭實踐告訴他們，在國民黨統治嚴密的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十分困難的。1933年初，父親受中共陜西省委派遣，重返照金工作。劉志丹等領導紅軍主力紅26軍第2團經常在外線作戰，打擊國民黨反動派。我父親來到照金后，一方面對紅軍游擊隊進行整頓，一方面挨家挨戶發動群眾，很快在照金一帶打開新的局面，建立了陜甘邊革命委員會。

 

　　1933年6月，由于紅26軍政委杜衡執行極“左”路線，強令紅26軍第2團南下渭華，結果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劉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生死不明。這年7月，中共陜西省委書記袁岳棟與紅26軍政委杜衡相繼被捕叛變，陜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陜甘邊根據地面臨重大危機。敵人在叛徒的帶領下加緊了對陜甘邊紅軍的中心——照金的進攻，8月上旬，由渭北游擊隊改編的紅4團、耀縣游擊隊和王泰吉率領的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撤退到照金蘇區，陷于敵軍的包圍之中。在這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由擔任中共陜甘邊區特委軍委書記的習仲勛與特委書記秦武山等同志主持，在照金的陳家坡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決定，在中共陜甘邊特委的統一領導下，成立陜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統一指揮紅4團、抗日義勇軍、耀縣游擊隊和各路游擊隊，推舉王泰吉任總指揮。并經習仲勛提議，為率部南下尚未歸來的劉志丹保留了副總指揮兼參謀長的職務。

 

　　半個世紀后，我父親曾經撰文回憶陳家坡會議：“陳家坡會議仍以創造和擴大陜甘邊蘇區為中心口號。制訂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集中主力，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開展深入的群眾工作的戰略方針。實踐證明，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它對于加強黨對紅軍和游擊隊的統一領導，鞏固和擴大中共陜甘邊根據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中共陜西省委領導下，我父親先后參與了領導創建以照金和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從陜西照金到甘肅南梁，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有過痛苦的失敗，也迎來了勝利的曙光。1934年2月，為了統一領導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開展土地革命，中共紅42師黨委在華池縣南梁小河溝四合臺村召開群眾大會，再次選舉成立新的邊區政權——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習仲勛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在劉志丹和習仲勛領導下，陜甘邊根據地得到很大發展，建立正式的工農民主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華池縣南梁荔園堡勝利召開。大會按照劉志丹的意見，確立了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辦法，按照選舉地區和單位人數比例產生代表，并照顧到工人、農民、軍人、婦女等各個方面，層層民主選舉，產生了一百多位工農兵代表，再由這些代表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習仲勛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為陜甘邊區軍委主席。在南梁建立的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是西北地區有史以來第一個通過層層選舉建立的民主政權，陜甘邊根據地從此迎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管轄著華池、赤安、慶北等陜甘邊區的18個縣域。

 

　　我父親在擔任蘇維埃政府主席期間，與志丹伯伯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并實施陜甘邊蘇區的土地、財經糧食、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及各項社會政策和對民團、土匪、白軍俘虜為主要內容的十大政策，頒布一系列法令，開辦軍政干部學校，發行貨幣，建立集市貿易，為鞏固紅色政權，促進邊區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做了許多探索性、開創性的工作。歷史證明，這些政策和法令的實施，極大地提高了根據地軍民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和加強了根據地的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南梁地區形成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文明向上的良好局面，是貧苦農民群眾向往的好地方，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一塊革命根據地。

 

　　在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領導下，陜甘邊區軍民眾志成城，英勇奮戰，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邊區的多次“圍剿”。1935年2月，陜甘邊根據地與陜北根據地統一為西北根據地。在全國其他革命根據地相繼失守的情況下，西北根據地卻不斷發展壯大，到1935年6月，已經在20多個縣的廣大農村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使游擊區擴展到30多個縣，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擊隊發展到4000多人，把長期分離的陜甘邊區和陜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面積3萬平方公里，人口90余萬的紅色區域。這塊碩果僅存的根據地最終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抗日的出發點，這是多么偉大的貢獻啊！

 

　　革命前輩們當年建立陜甘根據地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靠的是走群眾路線，同時也離不開每一位共產黨人腳踏實地的埋頭苦干和無私無畏、不怕犧牲、勇于開拓的革命精神。這種精神，實際上也貫穿著我父親的一生。1978年，父親在歷經16年磨難后重新出來工作，中央派他主政廣東，他根據當時廣東的實際情況，率先向中央提出讓廣東“先走一步，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進而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小平同志提出建設經濟特區的大膽設想，小平同志贊許地說，陜甘寧就是特區嘛，他鼓勵我父親“殺出一條血路”。我父親充分認識到改革充滿艱辛，必須拿出當年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那么一股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去開創新的局面。我的父親一生有兩大亮點，一個是參與領導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另一個就是在廣東領導創建經濟特區。

 

　　當年參與創建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前輩們，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陜甘地區的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走出了一條創建陜甘革命根據地的道路。特別是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武裝斗爭，革命信念絲毫沒有發生過動搖，這是一種多么可貴的品質啊！

 

　　在當年的陜甘邊區，我父親和志丹伯伯把走群眾路線當作每個干部的行動準則，為了讓邊區群眾了解黨的方針政策，他帶頭走村串戶發動群眾，到南梁沒多久，就對周圍幾十個村鎮的情況了如指掌。蔡子偉伯伯曾經回憶說，每逢集市，我父親都與陜甘邊區政府的幾位領導一起到集市上轉轉，聽取群眾意見，每次都會有許多群眾圍攏過來，問這問那，親熱極了。

 

　　我父親當選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年僅21歲，當時擔任陜甘邊區軍委主席的劉志丹伯伯比我父親年長十歲。有一次，志丹伯伯帶領紅軍學校的指戰員正在操練，見到我父親來了，他把隊伍集合起來列隊迎接，給我父親敬了一個軍禮并報告部隊的情況。我父親當時感到驚訝，也有些不好意思，而志丹伯伯卻認真地說，你是邊區人民選出的政府主席，邊區政府是咱們自己的政府，我們都應該尊重，軍隊更應該帶頭。每當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發布公告，他也總是讓我父親把名字署在前邊，這些生動的故事在陜甘革命根據地早已傳為佳話。

 

　　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前夕，西北根據地在“左”傾路線影響下，遭遇了錯誤肅反。我父親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陜甘邊領導干部遭到逮捕關押。在這危急時刻，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陜甘邊區，及時制止了錯誤肅反，我父親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和紅軍指揮員才免遭殺害。為此，志丹伯伯和我父親都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由衷地擁護和感激。志丹伯伯率部東征時，父親見了志丹伯伯最后一面，他留給我父親的最后叮嚀就是“中央來了，一切都好辦了，告訴同志們，一切聽中央的”。

 

　　志丹伯伯犧牲的噩耗傳來時，父親正在環縣工作，當時那種悲痛欲絕的心情，父親在幾十年后還難以忘懷。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對劉志丹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毛澤東贊譽劉志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而周恩來為劉志丹的題詞是：“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我父親生前十分懷念劉志丹伯伯，多次寫文章紀念這位革命的引路人。他的優秀品格給我父親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在志丹伯伯犧牲后的漫長歲月里，我父親和志丹伯伯一家人始終保持著十分親密的關系，這種友誼經受了歲月和風雨的考驗，歷久彌堅。

 

　　力貞大姐對我們深情地回憶說，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時，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燒了他們的老家，還殺死了他們家的幾名親屬，是我父親專門派人把他們一家人都接到南梁。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幾名女紅軍之一，紅軍指戰員都親切地稱她“劉嫂子”，我們晚輩則稱她為“劉媽媽”。劉媽媽對紅軍戰士十分關愛，親自帶著邊區的婦女們為紅軍戰士做干糧、縫軍服做軍被。在給我父親做棉襖時，劉媽媽不要別人代勞，親自動手，針線活做得特別仔細。為了讓棉襖平整好看，做好后還壓上一塊青石板，怕分量不夠，劉媽媽就自己坐在上邊。她對志丹伯伯說：“仲勛年輕，人長得漂亮，所以要穿得好看些。”

 

　　父親與劉志丹伯伯他們那一代人的戰斗友情是用鮮血凝成的，他們在政治上互相學習，生活上互相關心，戰斗中互相激勵，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在國民黨軍對陜甘邊根據地發動的第二次“圍剿”中，父親率領陜甘邊游擊隊和群眾配合主力部隊作戰，他們砍下樹梢，拖在騾馬尾巴上在山上山下來回奔跑，用各種“迷魂陣”把馬家軍的一個師整整拖了一個月。惱羞成怒的敵人到處張貼告示，懸賞2000塊大洋和兩匹馬要捉住習仲勛。在一次戰斗中，我父親陷入馬家軍騎兵的包圍，他隨手牽過一匹白色戰馬率部突圍，敵人的騎兵則在后邊窮追不舍。講這段故事時，我父親還握起拳頭用手指關節給我們示意說，當時的情形非常危急，他騎馬上山，敵人就跟著上山，他沖下山谷，敵人也追下山谷。馬家軍的騎兵十分剽悍，在戰馬的鼻孔里插上蔥段，一方面剌激戰馬不停地狂奔，另一方面也保護馬肺不受傷害。為了擺脫敵人的狂追，父親身上被梢林刮得傷痕累累，雙腳也被馬鐙子磨出了血洞，當我父親殺出重圍，與志丹伯伯的隊伍匯合到一起時，志丹伯伯激動地上前與我父親緊緊擁抱，他撫摸著被我父親身上的鮮血和鞭痕染成紅色的戰馬，感慨地說，真是一匹英勇救主的白龍馬呀！

 

　　我的父親母親都曾在陜甘邊區這塊熱土上生活過、戰斗過。他們一直熱愛著陜甘邊這塊熱土，惦念著這里的父老鄉親。2000年6月，我父親曾委托我母親帶著我和橋姐，專程來陜甘邊看望和慰問這里的父老鄉親們，專程到劉志丹陵園拜謁，重溫當年那段難忘的崢嶸歲月。

 

　　老一輩革命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深深地影響著我們。力貞大姐一生甘守清貧，生活儉樸，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中午吃不完的飯菜舍不得倒掉，用碗罩罩起來，晚餐繼續吃，這與我30多年前去延安老區體驗生活，路過劉媽媽家看見的情形是一樣的。力貞大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于黨和人民，勤懇工作。她心底無私，立黨為公，顧全大局，完全是志丹伯伯的遺風，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今年7月3日，母親托我和妻子探望病中的力貞大姐，大姐抱病為我們題字：“祝遠平、瀾瀾家庭幸福，生活安康！”應大姐邀請，我們兩家一起，再次拜謁了我父親的陵園，向我父親的雕像敬獻花籃后，又參觀了我父親的生平展覽，并親筆題寫了“精神長存”四個大字和“劉力貞甲午八十六歲書”的落款。力貞大姐評價說，你父親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從沒整過人，十分難能可貴。4個月后的11月3日凌晨4時，驚聞大姐病危，我當即安排趕往西安，欲見大姐最后一面，但大姐已于下午2點56分離去。當晚9時，我趕到大姐靈前，熱淚難抑。雖是永訣，慶幸的是我們與大姐7月3日的晤面總算是最后一次生前相會，母親的相托探望竟這樣及時！兩家歷史情緣深切如此，神奇如此，令我長夜無眠，遂寫小詩以記。

 

　　一

 

　　才瞻貞姐英雄面，

 

　　祈我平安寸寸心，

 

　　卻報三秦斷腸雨，

 

　　萬家千戶正哭君。

 

　　二

 

　　萬針千線織奇緣，

 

　　溫暖兩家八十年，

 

　　大襖不存人已逝，

 

　　毋更天地共嬋娟。（據《陜西日報》）

 

　　>> 追憶劉力貞：父親影響了她的一生 <<

 

　　昨日的告別儀式上，在菊花和百合的環繞中，滿頭華發的劉力貞面目安詳地躺著。站在一旁、和她攜手走過60載春秋的丈夫張光早已潸然淚下。被人攙扶的他緩緩走近妻子，在離她最近的地方停了下來，用手掌撫摸著她的臉龐，久久不忍離去。此情此景，周圍人無不動容。

 

　　父親給她起名“力真” 希望她“力求真理”

 

　　5日下午，在劉力貞家中，張光（原名王鵬飛）和女兒女婿一起追憶了劉力貞的點點滴滴。“她本來的名字是‘力真’，就是父親劉志丹起的。”張光說，力真的意思是“力求真理”，當時有人說“不像個女孩的名字”，但劉志丹說“意義重要”。長大后的劉力貞認為父親起的名字很好，還把一度被一位老干部改成“劉素珍”的名字，改回“劉力真”。1979年她高票當選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時，名字被誤寫為“劉力貞”，這才將錯就錯地叫了下來。

 

　　“力求真理”，她也是這樣做的。剛上任不久，劉力貞與其他常委會組成人員以及部分省人大代表一起，調研生產責任制在農村的基本情況。一次，調研組來到子洲縣了解情況，讓縣委召集生產隊長來匯報情況，其中一個生產隊隊長在會上竟連隊里當年打了多少糧食都說不清楚。當時，同行的常委會組成人員表示，“這樣的人怎么能當生產隊長？”但回來后才知道情況并不是那樣，考慮到縣、公社、生產隊和社員等各種利益關系的矛盾，生產隊長根本不想如實匯報糧食產量。有了這次經歷，劉力貞再下去調研時便不再提前“打招呼”，而是直接召集老百姓見面，以免大家有顧忌。

 

　　和陜北父老鄉親感情很深

 

　　童年時期，因為父親，劉力貞過了不少艱辛的日子。1934年的一天，敵人來抄家，全家分頭逃避，東西被搶光燒光。劉力貞被母親同桂榮帶著在一個山洞中躲了八天八夜，以炒面充饑，渴了喝雨水。直到后來，習仲勛派游擊隊找到她們。

 

　　在西北根據地，劉志丹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犧牲的噩耗傳來，陜甘蘇區中心瓦窯堡數千人集會追悼，許多人痛哭失聲乃至倒地。和父親一樣，“劉力貞和陜北父老鄉親的感情很深。”張光說，劉力貞在擔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期間，曾經牽線搭橋，為家鄉建起了三四座希望小學。她還抱病帶著醫療隊在陜北米脂下鄉給群眾看病，“我勸她身體好了再說……”回憶至此，張光含淚說，“她堅持要下去報答陜北人民的撫養之情”。

 

　　女兒王珊回憶，上世紀60年代困難時期，經常有家境貧困的陜北鄉親來西安看病，求助母親。家里當時四五口人住三間房，陜北的鄉親來了有時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當時有些不理解，現在想想很應該。”她說，父母親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回到陜北，鄉親們聽說“劉志丹的女兒回來了”，都是盡可能地保護。

 

　　節儉家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劉志丹一生清貧，他犧牲后留下的遺物，只有幾份黨內文件和六支繳獲來的香煙。“父親留下的唯一遺產是他的精神。”劉力貞后來告訴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

 

　　節儉的家風深深影響了劉力貞。“母親一直是這樣要求我們的。”王珊說，家里吃飯堅決不能浪費，有時菜剩下了，家人覺得可以倒掉了，但父母還是堅持要留下來下一頓吃。在外面吃完飯，沒吃完的一定要打包回來，“有時魚刺、雞骨頭都要打包，帶回來給流浪貓吃。”

 

　　今年7月，聽說劉力貞身體不好，習遠平專程與夫人張瀾瀾一起到西安看望了劉力貞和張光。兩位老人甘守清貧、生活儉樸的作風，給習遠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午吃不完的飯菜舍不得倒掉，用碗罩罩起來，晚餐繼續吃。”

 

　　每天讀十幾種報刊 關注熱點民生話題

 

　　張光是《陜西日報》原總編輯，家中訂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十幾種報紙雜志，他和劉力貞每天都要把這些報紙雜志看一遍，從中了解時事熱點、民生話題。“在病中，她看見報紙上有重要內容，就一把把報紙抓過去細看。”張光說。

 

　　女婿晁陽回憶，岳母比較關心住房、上學等民生話題，作為省人大常委會分管教科文衛方面的原副主任，對看病難、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問題更是特別關注。她會提起自己工作時遇到的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問題，還會和家人討論“怎么樣讓老百姓吃得放心”。學醫出身的劉力貞也很關注霧霾治理，有時會念叨“原來在家里可以看見南山，現在就看不到了，一定要治理”。

 

　　“這個月，本該是為二老祝壽的，他們是同年同月生。”王珊說，張光和劉力貞的生日分別是11月24日和11月17日，沒想到……

 

　　本版稿件由華商報記者 杜鵑 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