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起，台湾民主政治已翻了两番，文化产业遭遇金融风暴与市场萎缩的土石流，外加新千年发生的“九·二一”世纪大地震，给台湾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巨大冲击，而网络革命、数字革命、眼球革命、指尖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则将台湾纳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
台湾新世纪文学出现的新质
与上世纪台湾文学相比，新世纪的文学的确出现了不少新质，一种新质便是不少作家狂热地拥抱政治，热衷于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选战服务，用形象的说法是“用政治天线接收文学频道”。散文家、戏剧家张晓风则不是政治的拥抱者，确切地说是政客的批判者。在《报告总统，我可以有两片肺页吗？》中，她尖锐地攻讦台独大佬李登辉执政的12年外加从“台湾之子”到“台湾之耻”陈水扁统治的8年：
“20年来，总统一职竟跟强盗成了同行。”
部分作家不赞成政治与文学联姻的做法。他们认为台湾文学虽然从来没有离开政治，用意识形态的天线去衡量也没有错，但创作台湾文学毕竟不能只用政治天线，还应该有审美天线、语言天线。这又重复了70年代台湾文坛的两种争论：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社会而艺术？不少人不认同把文学作为选战的工具，但作家毕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既然充满矛盾和不公不义，有良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局限在象牙塔里，特殊情况下还要与政治同行。尤其是台湾现在分蓝绿两大派，敏感的诗人纷纷加入其中，如最近发生学生为反对“服贸协议”占领“立法院”事件，统派的《世界论坛报》“世界诗叶”副刋发表台客等人讽刺学运的文章，而绿色诗刊《笠》则发表一组赞扬学运和批马诗歌。
余光中就曾写过《拜托，拜托》，描绘了他在高雄看到的候选人因文化素养严重不足而出现的种种伤风败俗的现象：
无辜的鸡头不要再斩了/拜托，拜托/阴间的菩萨不要再跪了/拜托，拜托
江湖的毒誓不要再发了/拜托，拜托/对头跟对手不要再骂了/拜托，拜托
美丽的谎话不要再吹了/拜托，拜托/不美丽的脏话不要再叫了/拜托，拜托
鞭炮跟喇叭不要再吵了/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管你是几号都不选你了
语言明快晓畅，直接痛快，表现了诗人对选举期间批量生产的“美丽的谎言”的严重不满。乍看起来，此诗批判火力不足，但从最后一句否定这场不美丽的选举看，作者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作为一位有20年“工龄”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且偶尔写点文章参与台湾文坛论争的大陆学人，笔者也认同文艺不能脱离政治的观点，“用政治天线接收文学频道”大体上没有错。在祖国大陆，已有不少人在研究新世纪大陆文学，我觉得台湾新世纪文学也很值得研究，尤其是最近到台湾岛巡回讲学归来，我感到越来越需要研究“鞭炮跟喇叭对吵”这种噪声干扰下的当前文学重要性。对正在自我矮化、自我弱化、鼓吹用“台语”取代汉语、用“华人”取代“中国人”的本土文坛，尤其需要“拜托”有志者跟踪书写。
涂上绿色“政治化妆术”的学者
台湾文学研究不仅在岛内有争论，而且在岛外也炮声隆隆。绿色学者对大陆学者所做的“反攻”，主要是出版《台湾新文学史》或类文学史的著作，他们从政治上和学理上清算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时，还把岛内的统派学者“捆绑”在一起。代表人物除钟肇政、陈芳明外，另有发表《两种台湾文学史———台湾V.S.中国》的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授林瑞明。林氏从历史与现实方面，论述考察与批判台湾文学史的建构的前后经历。其中在《台湾统派隔岸借力》一节中，认为“中国研究台湾文学史是为了呼应对台政策所做的‘政治化妆术’”，是统战工作的部分。
林瑞明在批判陈映真的台湾文学史观时，还提出台湾文学应该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来书写，并强烈反对“用政治天线接受文学频道”，主张台湾文学研究应与政治完全剥离，认为文学史书写的出路正在于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迷思。文学史书写当然不应成为政治宣导的载体，让文学史家成为政治家的奴婢，但这不等于说，文学史写作完全可以脱离政治，一旦与政治发生关系就会丧失文学史的自主性。众所周知，在国族认同问题上，目前台湾人多数认同“中华民国”，但亦有像陈映真那样的左派认同海峡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人认同尚未存在的“台湾共和国”。林瑞明虽然未明确表示自己赞同第三种立场，但从其认为“台湾已有将近百年独立于中国”的发展经验，“独树一帜的台湾文学”既非日本文学，更非中国文学，并过分夸大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文学的影响，认为“皇民文学”不是“奴化文学”等论述中，他显然从学理上向往子虚乌有的“台湾共和国”。可见林瑞明的主张与其“用政治天线接受文学频道”的实践自相矛盾。
人们充分注意到，用逃离政治为自己宣扬台独政治打掩护的林瑞明，对台湾文学的诠释隐含了一个权威“台湾学者”身份，其代表的是“台湾文学的主权在台湾”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林瑞明认为大陆学者只看到台湾作家在不同阶段挣扎过程中的中原意识，而忽略了台湾意识、日本意识的种种纠葛。基于这种看法，他对体现了“台湾人的自我认同”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引为同调。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在主持台湾文学馆和参与主编台湾文学相关书籍及台湾作家全集的工作期间，把台湾文学范畴严格控制在本土作家之内，而对外省作家的资料整理及相关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采取的是“省略”或曰封杀的政策。
同属叶石涛、钟肇政、李乔、张良泽等精神光谱的台独学者，有激进与温和之分。林瑞明虽然不像李乔等人那样极端，但他批评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是“有中无台”，和参与“建国党”筹备工作的李乔的“文化台独论”，并没有质的差异，不能因其涂上绿色的“政治化妆术”而认为他真的是啸傲烟霞的雅士，在超越政治。事实是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既评价具有中国意识的外省作家，同时也写了大量具有台湾意识的省籍作家。如果说那必然会大大缩小台湾文学的范围。试想，如果台湾文学史“开除”具有中国性的陈映真、余光中、白先勇等人，那台湾文学史还能成为“史”吗？
拯救台湾文学的“下半身”
在上世纪后半叶，《联合报》、《中国时报》的副刊几乎就是文坛的代名词。谁要当作家，就要在这两张大报的副刊上亮相或得奖，可现在两大报的文学奖不再是进入文化圈的身份证，呈现出风水轮流转的现象。
研究对岸新世纪文学，本应充满收割的喜悦而不应该杞人忧天，但忧虑起码说明笔者没有隔岸观火。有人看了我在台湾发表的文章后，称赞以尖刻及焦虑取代了昔日的幽默与宽容，肯定我不留情面，在许多地方不止一次冒犯别人的政治信仰或国族认同。这不是不厚道，更非无情义，因为任何撰史者都有自己的立场，都有自己的主张，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无论是信仰还是意识形态，在台湾都逃不脱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这两大板块，第三条道路是很难走通的。
从“用政治天线接收文学频道”的观点看，外省作家尤其是张道藩们没有意料到本该永远记得的“自由中国文坛”，怎么会一下不记得了或曰崩溃得那么快，可叶石涛、钟肇政还有李乔等人苦心经营与中国文学无关的“台湾（‘国’）文坛”，也绝非人们将永远会记得，因为它一直受到李敖们的反抗及有“战神”之称的陈映真，还有张大春、蒋勋、杜十三、黄春明等作家的抵制。
黄春明在台湾文学馆主讲《台语文书写与教育的商榷》时，讲述自已的写作经验：描写本土人物的话语是以中文修饰后写出来，让不管外省人、台湾闽南人或客家人等都能看得懂。如果真的要用台语文来写，版本有七、八种，反而大家看不懂。“台语文要让人懂，才能走下去。”成功大学副教授蒋为文强烈质疑。他认为黄氏非台语文专家而以中囯人自居指台语为方言，全用台语文书写显得不伦不类，并以台湾过端午节为例说明两岸同文同种，这演讲从题目到内容挑衅意味十足，遂带着以中文写的大字报“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出席，并在黄氏演讲时举出抗议。舆论认为：主张用中文写作“可恥”的蒋为文，连姓均与蒋介石相同，他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是纯属数典忘祖，连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的许多老师都不赞同他的极端做法。
不过，本土势力这么强悍，“去中国化”之风劲吹，因与蒋为文发生激烈争辩而被台南法院判刑二年的黄春明，要“战胜”蒋某是不太容易的。如果把黄春明担心“台语”取代中文的焦虑只是针对某位天天制造“脱中国”非常难笑的笑话这种极端人物，未免缩小了黄氏主张用中国语写作的意义。大陆学者由此研究黄春明，即使抛弃政治天线还是难逃被独派评论家归类为“文学恐龙”或“文学统战部队”里去。关于后者，连当年的本土派宗师叶石涛也不认可，他在《蹉跎四十年———泛论台湾文学的研究》一文中说：“把它解释为‘统战’的一部分，固然有助于我们保有阿Q式的自尊；其实，这是台湾学界不折不扣的不长进和耻辱。”
不客气地说，当下台湾绿色文坛，又大又粗的政治天线正在取代审美天线、语言天线，以至使其下半身已陷入“台湾文学主权在台湾”的观念，倘若继续随着当下民进党“逢中必反”、“逢马必骂”的逻辑起舞，恐怕不久之后，连上半身也要陷进，最后灭顶于“台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以及所谓“母语建国”这类主张。这不但是台湾文坛的灾难，也是中国文坛的不幸，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用中文写作还是用所谓台语写作，是受制于祖国大陆的文化立场，还是远离这种立场，那毕竟是台湾作家的自我选择。新世纪，将是台湾南北两派作家分道扬镳的时刻。在已往13年中，可看出有的台湾作家正在选择不做中国作家。这种封闭症和“独立病”，是外人很难了解的“台湾特色之痛”，它很难治愈。如果在台湾有人能治这种病，大陆乃至整个中国文坛当然受益。应该看到，病毒的发源地来自无限膨胀的叶石涛所倡导的台湾意识。这种病毒的强大，已被李乔的著作《文化·台湾文化·新国家》及“笠”诗人李敏勇提出的“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口号等种种病情所证实。
如能从幻想建立“新国家”的迷途知返，既爱“台湾草笠”又不排斥戴“中国皇冠”，或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连结，这便找到了良药。服用它，何乐而不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