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再度上臺後，在中日關係上擺出與中國對抗的強硬姿態。在領土和歷史問題上“死磕”中國的同時，在國際上針對中國開展“輿論戰”。

　　安倍政府還不忘隔空喊話，不時發出希望與中國開展對話的聲音。特別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峰會即將舉行之際，日本方面更是表達出對實現中日首腦會談的強烈意願，甚至展開“積極攻勢”。那麼，日方為何急於改善中日關係?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四。首先，日本“近鄰外交”陷入困境。眾所周知，日本外交的重心在亞太地區，然而安倍卻高調推行的“地球儀外交”，對身邊的中國等近鄰裝作視而不見。實際上安倍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牽制中國，另一方面更是在為漸顯頹勢的日本造勢，避免日本被國際社會所忽視。但結果是，安倍非但達不到牽制中國的目的，在對朝和對俄關係上，日本也未取得重大進展。此外，日本還擔心東北亞的“中美日合作”被“中美韓合作”所取代，使日本陷入邊緣化和孤立的境地。

　　其次，美國敦促日本改善鄰國關係的“壓力”。日本雖為美國亞太最重要盟友和戰略據點，但美國不願看到日本在領土和歷史問題上過於激化同中韓等鄰國的矛盾，攪亂其東亞戰略部署。安倍清楚，改善中日關係已成為強化日美同盟的重要前提。日本國內一些人也擔心若日本與鄰國關係再惡化下去，必然損害日美同盟關係，因而力促安倍實現與中韓的首腦會談。

　　第三，安倍急於改善中日關係有其政治企圖。安倍的如意算盤是，一旦實現中日首腦會談，緩和甚至冰融中日關係，不僅有助於改變日本地區“麻煩製造者”的形象，而且可以減緩美國促其改善鄰國關係的“壓力”。安倍急於實現中日首腦會談，更有為今後再選連任做準備的政治考慮。倘若能妥善處理中日關係，則有益於國內選民對自己執政能力的評價。當然，在TPP談判和聯合國“入常”問題上，安倍也需要“中國籌碼”。

　　第四，國內經濟考量。安倍政權最大的課題，莫過於使安倍經濟學獲得成功。安倍自身雖對外交、安保以及修憲問題情有獨鍾，但其政權的命運卻系于安倍經濟學的成敗。如果安倍經濟學失敗，不僅嚴重打擊日本經濟，也會嚴重動搖安倍政權基礎。而安倍很清楚，要想重振日本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必須借助外力尤其是中國經濟的活力。在美歐和多數新興國家經濟增長乏力以及安倍經濟學風險日益凸顯的背景下，發展中日經濟合作，成為日本政府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而且，安倍正面臨著日本經濟界要求改善中日關係的巨大壓力。(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